External validation and comparison of prediction models for postoperative 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 after pelvic organ prolapse surgery in Chinese women: a multicenter cohort study
这项针对673例接受盆腔器官脱垂手术的中国女性的多中心队列研究，对现有的两种术后压力性尿失禁预测模型进行了外部验证，结果发现虽然两款模型均表现出可接受的整体准确性，但荷兰模型在校准度和区分度方面优于韩国模型，因此更适用于指导关于是否同时进行抗尿失禁手术的个体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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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女性而言，盆底是一个沉默而坚实的基石，支撑着膀胱、子宫和其他器官处于正确的位置。当这种支撑力减弱时，器官可能会下垂，这种状况被称为盆腔器官脱垂。这通常需要通过手术修复，将器官向上推回并固定。然而，修复脱垂有时会揭示出一个隐藏的问题：压力性尿失禁。这种情况发生在女性咳嗽、打喷嚏或大笑时发生尿液渗漏，这种症状可能此前一直被脱垂本身所掩盖。一旦器官被抬升，渗漏就会变得明显。医生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在初次手术中加入一项紧缩尿道以防止渗漏的手术，还是观察等待？增加额外的程序会带来风险，例如排尿困难或感染，因此对那些绝不会出现渗漏的人进行此类手术是不必要的。为了辅助做出这一决策，研究人员开发了预测模型——这些工具利用患者的年龄、病史和体格检查结果来评估其在术后出现此类渗漏的个人风险。
这些工具是否适用于所有人，这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大多数现有的模型是利用荷兰或韩国女性的数据构建的，而在这些地方，体型、手术习惯和医疗体系都与中国有所不同。来自中国三家医疗中心的科研团队着手测试这些外国工具是否能准确预测中国女性的结果。他们收集了2020年至2023年间接受中度至重度盆腔器官脱垂手术的673名女性的医疗记录。这些女性来自天津和金华的医院，代表了患者构成和手术方式的真实混合情况。研究人员关注了一个特定的结局：该女性在术后一年内是否出现了困扰性的尿液渗漏，或者是否需要针对此类问题进行治疗？通过将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发生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小组可以观察这些工具在新的群体中是否依然有效。
研究结果显示，虽然这些预测模型并不完美，但远非毫无用处。在研究的673名女性中，有151人（约占22%）在一年内出现了困扰性的渗漏或需要接受治疗。当研究人员将荷兰模型应用于这一群体时，它的表现相当不错，能够提供一个大致准确的整体风险评估，尽管预测与观察结果之间的关系并非完美契合。它还表现出中等的区分能力，能够辨别出哪些女性会产生渗漏，哪些不会。相比之下，韩国模型则表现得较为吃力。它倾向于高估风险，预测会出现渗漏的女性人数多于实际情况，且在区分高风险患者与低风险患者方面的效果较差。简单来说，荷兰模型更接近事实，而韩国模型则过于频繁地“拉响警报”。
研究人员发现，性能差异可能源于患者特征和手术方式的独特性。中国样本中的女性平均年龄稍大，且身体测量数据也不同于构建原始模型时的女性。此外，中国的各类手术方式更为多样化，包括从自体组织修复到使用网片在内的多种技术，而原始模型则是基于更为特定的手术风格。这些患者背景和医疗实践的差异意味着，为某一群体设计的工具并不总能完美地转化到另一群体。这项研究并未为中国女性找到一个新的、完美的模型，但它确实确定了现有的荷兰模型是目前该人群中较好的选择。
最终，研究表明这些预测工具可以提供宝贵的指导，但必须谨慎使用。荷兰模型似乎可以作为中国医生和患者在讨论是否在脱垂手术中加入防漏程序时，权衡风险与收益的有用资源。它可以支持共同决策，通过提供个性化的风险评估，帮助平衡预防渗漏的潜在益处与不必要手术的风险。然而，研究人员强调，这些模型不能取代临床判断。在这些工具能够广泛应用于日常实践之前，可能需要针对中国患者和医生的具体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或重新校准。这项工作强调，医疗工具并非“一劳永逸”的通用型产品；它们必须经过测试和调整，以确保能真正服务于最需要它们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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