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aradox of Asian Regionalism: State-Led Development, Compet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East Asia's Economic Order
本文认为，东亚韧性经济秩序的形成并非通过深度的制度整合，而是通过一种国家主导的机制实现的，即各国的开发型国家充当了事实上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在区域权力动态变化及缺乏霸权的情况下，通过灵活且务实的合作维持了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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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国家间如何互动时，存在着一个长期以来的观点，即深度的经济联系需要深度的法律规则。正如共享篱笆的邻居最终需要一份书面合同来避免争端一样，经济学家传统上认为，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来管理它们的关系。这种逻辑表明，如果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来执行协议，高度的经济依赖将导致混乱或冲突。然而，东亚地区呈现出了一个不同的现实：该地区已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引擎，却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创建强大的区域政府或严格的法律条约。东亚并未依赖僵化的法律框架，而是依靠一种由强大的国家政府和灵活的非正式协议组成的独特组合。理解这一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为全球经济在政治信任度低、国家利益强烈的环境下可能如何运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上海海关学院研究员于钦文的一篇新论文调查了这个谜题：东亚如何在没有像欧洲那样拥有深度的超国家机构的情况下，构建起一个具有韧性的、高度连接的经济秩序？研究指出，该地区并不需要一个单一的强大领导者或一套严格的法律体系就能取得成功。相反，研究发现，各国的政府通过履行必要的协调工作，发挥了替代作用。通过分析该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历史，作者表明，强有力的国家主导型产业政策充当了正式国际规则的替代品。当日本以及后来的中国做出开放市场、投资基础设施或引导企业的战略决策时，这些国家行动在无意中为整个地区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这些国家行为提供了国际组织通常提供的“公共产品”——例如市场准入、金融稳定和物理连通性。
论文通过“雁行模式”追踪了这一演变过程。该概念描述了日本作为领头羊，如何将产业和技术转移给韩国和台湾等邻国，随后这些国家又将其传递给其他国家。这创造了一种发展级联效应，每个国家都专注于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至关重要的是，这一体系并非由区域条约管理，而是由各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及其企业网络所驱动。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该地区并未崩溃为一个法律主义式的联盟；相反，各国建立了自身的安全网，例如《清迈倡议》，这使得它们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互相借贷，而无需放弃国家主权。这证明了该地区可以通过灵活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合作，而非僵化、具约束力的法律，来应对严重的冲击。
如今，该地区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美中之间日益增长的竞争以及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论文指出，这种灵活合作的旧模式正受到这些力量的考验。随着各国在技术和数据领域展开竞争，过去几十年建立的高效供应链存在被政治决策拆解的风险。作者指出，旨在设定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新兴数字经济协议，是该体系的下一个前沿。东亚经济秩序的成功，现在取决于其各国政府是否能在不陷入创建相互对立的阵营陷阱的前提下，继续管理这些复杂的数字关系。研究结论认为，尽管该地区避免了欧洲式的深度法律整合，但其未来的稳定性取决于能否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即在政治局势紧张之际，依然保持经济实用主义，并确保各国政府能持续为跨国贸易的繁荣提供所需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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