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uctural Conditions for Collusion Generation: The “Coordinateable Space” Hypothesis and EU Manufacturing Evidence
本文提出了“可协调空间”（Coordinateable Space）假说，认为共谋取决于有效竞争者的数量而非仅仅是市场集中度，并通过欧盟制造业数据验证了这一点，即存在一定范围的大型企业数量（约400至1,300家）是产生卡特尔的必要结构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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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领域，一直存在着一个长期的谜题：公司是如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秘密达成价格协议的。这被称为共谋（collusion），当这种行为在大规模范围内发生时，就形成了卡特尔（cartel，即垄断联盟）。几十年来，监管机构和专家一直试图通过观察市场集中度来寻找这些组织。简单来说，市场集中度衡量的是一个行业内总销售额中有多少是由最大的参与者所持有的。如果少数几家公司控制了几乎所有的销售额，那么逻辑上它们似乎很容易坐下来共同操纵价格。多年来，这一观点一直指导着反垄断法和合并审查。然而，这种传统观点仅关注公司销售额的大小，却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究竟有多少个独立的决策者参与其中？一个由四家巨头分享销售额的市场，与一个由四十家公司分享相同销售额的市场，在结构上是截然不同的。让四十个不同的老板达成一致并保守秘密，比让四个老板做这件事要困难得多。
Shidong Li 的一项新研究通过将关注点从销售份额转向实际的大型企业数量，挑战了这种旧有的思维方式。该研究提出了一个名为“可协调空间”（coordinateable space）的概念，该概念指出，卡特尔的形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对立的条件。首先，大型企业的群体必须足够大，以覆盖市场的重要部分；如果它们规模太小，较小的竞争对手就会通过压低价格来破坏其计划。其次，这个群体不能太大，以至于组织它们的成本变得过高。如果公司数量过多，沟通、相互监督以及惩罚背离者所需的成本，将超过它们通过非法协议所获得的利润。该研究认为，共谋最容易发生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的“甜点区”（sweet spot），即该群体既足够大以控制市场，又足够小以便管理。
为了测试这一想法，研究人员分析了 2005 年至 2024 年间二十个不同制造业行业的二十年数据。团队查阅了政府关于卡特尔案件的官方记录，并将这些记录与追踪各部门大型企业数量的详细商业统计数据进行了交叉比对。他们特别统计了员工人数超过 250 人的公司，将这些公司视为具有影响市场能力的“有效竞争者”。结果令人震惊。在进行跨行业比较时，大型公司的数量是预测是否会发生卡特尔案件的最强预测指标。相比之下，一旦考虑到公司数量，传统的市场份额衡量标准（例如前四名企业所占的销售百分比）就失去了预测卡特尔活动的能力。这表明监管机构一直在关注错误的指标；了解顶尖企业持有多少市场份额，不如了解它们有多少家公司重要。
数据还揭示了公司数量如何影响共谋风险的具体模式。这种关系并非一条“公司越多风险越高”的直线。相反，它呈现出一种倒 U 型曲线。随着行业内大型企业的数量从极少数增加，共谋风险随之上升，因为该群体变得足以有效地覆盖市场。然而，这种风险在达到某个点后开始下降。研究发现，这个转折点出现在行业拥有大约 1,300 家大型企业时。超过这个数字后，协调成本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形成卡特尔变得过于困难且不稳定。这意味着，拥有极少数大型企业的行业并不一定是风险最高的，而那些拥有海量企业的行业也不是。最高的风险在于中间范围，即群体规模庞大但仍处于可控范围内。
该研究最具有实际意义的发现是确定了一个作为“安全区”的具体阈值。分析显示，如果一个行业的规模在 400 家大型企业左右以下，发生卡特尔并被抓获的情况极其罕见。在所研究的数据中，在大型企业数量低于这一水平的行业中，没有出现过任何卡特尔案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较小的行业中不可能发生共谋，而是指实现维持秘密协议所需的结构性条件几乎从未被满足。这一发现为竞争当局提供了强大的工具。监管机构无需平等地监控每一个行业，而是可以使用这个数字作为一个过滤器。对于大型企业少于 400 家的行业，可以将其视为“避风港”，从而让当局能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真正存在共谋结构条件的行业上。
研究还观察了价格行为，以查看其是否符合理论。他们发现，在卡特尔被曝光前的几年里，这些行业的价格异常稳定，表现出的波动性比没有卡特尔的行业要低。一旦调查开始，秘密协议被打破，价格波动性便会回归。这一模式支持了以下观点：在被抓获之前，这些公司成功地协调了它们的价格。研究证实，行业的结构——特别是其主要参与者的数量——创造了一个长期环境，要么鼓励要么抑制非法合作。这不是暂时的波动，而是由技术、产品类型以及市场构建方式决定的深层行业特征。
通过从复杂的份额计算转向简单的统计大型公司数量，这项研究为打击卡特尔提供了一张更清晰的地图。它表明，过去那种假设高市场份额自动意味着高风险的经验法则是不完整的。真正的危险在于参与其中的决策者具体人数。研究人员首次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定义了共谋最容易蓬勃发展的精确范围。这种方法允许更有效地利用反垄断资源，确保监管机构关注的是那些适合卡特尔生长的“结构性土壤”，而不是在那些根本无法产生此类条件的行业上浪费时间。这些发现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基于证据的方法来优先处理调查，使打击价格操纵的行为更加精准且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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