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rmants in China’s drug investigations: operational logic,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system reform

在阴暗的毒品贩运世界里，交易在秘密中进行，且过程中不会有人因受伤而呼救，这使警察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不同于抢劫案中受害者可以描述小偷，或入室盗窃案中破碎的玻璃可以作为证据，毒品交易是两个自愿参与者之间的共识行为，他们会积极隐藏行踪。为了抓捕这些罪犯，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通常会求助于一种特定的工具：线人。线人是由警察招募，用于收集情报、渗透犯罪网络，或代表当局购买毒品以抓捕卖家的个人。这种方法是一种必要的妥协；它让警察得以窥见一个隐藏的世界，但同时也要求其扭曲伦理规则，例如容忍小罪以抓捕大罪，或通过欺骗嫌疑人来建立信任。在抓捕罪犯与公平对待罪犯之间寻求平衡，是这一领域的核心张力。当使用这些帮手的规则不明时，该系统就有可能变成滥用权力的工具，而非实现正义的手段。

厦门大学的王天民开展的一项研究，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深入探讨了中国这一系统的运作方式，中国是世界上反毒政策最严厉的国家之一。研究人员分析了数千份法院判决书，以了解新闻头条背后的现实。他们审查了2017年至2023年间的8,592份法院判决书，涵盖了全国各地的毒品案件，并辅以对15个具体案例的详细审查。他们的目标是超越理论，观察线人究竟是如何被使用的，会出现哪些问题，以及当前的系统是否保护了被告的权利。研究结果显示，该系统在抓捕罪犯方面非常高效，但目前存在显著的监管漏洞，导致了一些可能破坏法律程序公平性的做法。

研究指出，受效率和结果驱动，中国的系统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使用线人。首先是“道德妥协”。由于毒品犯罪具有高度隐蔽性，警察无法依赖搜查房屋或询问受害者等常规手段。相反，他们招募已经参与毒品贸易的人员来充当耳目。这要求接受这些帮手可能会继续从事轻微犯罪，或者警察可能需要通过欺骗嫌士来获得信任。其次，该系统利用“隐蔽手段”来规避严格的法律限制。在中国，警察通常需要法官批准才能搜查住宅或监听电话。然而，通过使用线人进入嫌疑人家中或与其交谈，警察可以在无需获得此类官方许可的情况下收集证据，从而有效地绕过了原本会阻碍他们的法律障碍。第三，该系统采用“程序威慑”。由于处理复杂的毒品案件可能耗时较长，警察有时会利用线人来立即提高指控的严重程度。例如，线人可能会怂恿嫌疑人购买比原计划更多的毒品，仅仅是为了将刑期推入更高、更严重的类别。这创造了一种即时的、严厉的惩罚感，以震慑他人，即使调查本身有所延迟。

虽然这些方法有助于警察破案，但数据表明它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研究人员发现，在所研究的案例中，有34%的案例中，使用线人的目的已经偏离了抓捕真正的罪犯。相反，警察有时会利用线人来制造逮捕案例，以完成绩效目标，这种做法被称为“业绩购买”（merit-buying）。在这种情况下，线人可能会向一个此前没有犯罪记录的人施压，促使其购买少量毒品，以便警察进行逮捕。在另外13%的案例中，涉及毒品的数量被操纵，以确保更严厉的判决。研究还发现，32%的案例涉及“任意招募”，即警察胁迫弱势群体成为线人。这些人往往面临经济困难、家庭危机或成瘾问题，并受到逮捕或拘留的威胁，如果不配合就必须服从。在许多这类情况下，“自愿”协议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当事人几乎没有选择，只能顺从。

或许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关于监管缺失的问题。研究显示，在62%的案例中，没有关于如何招募线人或其获授权范围的书面记录。在78%的案例中，没有对线人的活动进行实时监控。这意味着，一旦线人在街头行动，往往没有人监督他们是否违法、是否对警察撒谎或是否胁迫嫌疑人。与美国或加拿大等国家拥有严格规则、背景调查和独立监督的系统不同，中国的系统高度依赖内部警察的自由裁量权。研究指出，在美国和加拿大，被告拥有更强的权利去了解线人是谁，并在法庭上质疑其行为。而在中国，这些信息通常是保密的，使得被告几乎不可能证明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针对或被诱导犯罪（entrapment）。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微小的瑕疵，而是威胁到整个禁毒工作合法性的结构性问题。当系统优先考虑结果而非公平时，就有可能惩罚无辜的人，或惩罚那些被诱导犯罪的人。研究指出，目前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有效减少了毒品数量，但也造成了“合法性差距”，即公众可能会丧失对司法系统的信任。作者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旨在不牺牲打击毒品能力的前提下，为混乱带来更多秩序。他们建议建立标准化的线人招募规则，包括强制性的背景调查和明确解释风险的书面同意书。他们还呼吁建立一个多层级的监督体系，由检察官而非仅仅是警察来审查线人的使用情况，以确保权力不被滥用。最后，他们建议给予被告更好的信息获取渠道，以便他们在法庭上挑战不公平的证据。

根据这项研究，未来的路径不是照搬西方制度，而是将成熟的原则进行本土化调整，以适应中国独特的法律和文化环境。研究人员提出了“受规制的灵活性”方法，即对高风险情况（如长期渗透）应用严格规则，而对低风险的信息收集则可以使用较简单的规则。这将使系统保持敏捷，同时确保最危险的行为受到约束。通过实施这些变革，中国可以在维持对毒品贩运强硬立场的同时，确保打击手段的公平与公正。研究结论指出，一个建立在透明度和问责制之上的系统不仅在伦理上更优越，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更具可持续性，因为它降低了错判风险，并加强了公众对法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