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t Remains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the Astana Cemetery, Xinjiang (3rd-7th Century AD):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from a Silk Road Oasis
本文通过分析阿斯塔纳墓地68座墓葬中的考古植物学证据,旨在论证植物遗存(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作物和加工制品)的分布如何反映了公元3至7世纪期间吐鲁番盆地内截然不同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对丝绸之路网络的获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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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中国西部、阳光曝晒的吐鲁番干旱盆地中,这里的空气极其干燥,起到了天然防腐剂的作用。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环境使木材、织物甚至食物等有机材料得以完好保存,这是其他潮湿气候无法比拟的。这种独特的保存能力使靠近古高昌城的阿斯塔那墓地(Astana Cemetery)变成了一个时间胶囊。考古学家早已知晓,人们安葬死者的方式揭示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观察墓穴的大小、棺椁的质量以及随葬品的种类,研究人员通常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是统治者还是劳动者。然而,长期以来,这些坟墓中发现的植物所讲述的故事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虽然种子和水果经常被发现,但它们往往仅被视为人们饮食的证据,而非作为当时复杂社会阶层的线索。
这项新研究通过仔细观察公元3世纪至7世纪期间68座墓穴中的植物遗存,改变了这一视角。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随葬植物是否反映了建筑和随葬品中所体现的相同社会分层?通过将墓葬分为三组——贵族、平民和低级士兵——团队对比了每组发现的植物类型。他们不仅关注植物的存在,还关注其数量、收集的多样性,以及植物在入葬前是否已被加工成面粉、酒或织物。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墓葬中的植物不仅仅是为来世准备的食物;它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象征,使社会地位变得可见,将日常作物转化为权力与特权的标志。
通往过去的旅程始于景观本身。吐鲁番是沙漠中的绿洲,水是最珍贵的资源。在这种环境下,像小米这样的作物可以在极少的水分下生长,使其成为每个人可靠的主食。而其他作物,如水稻、棉花和葡萄,则需要更多的投入。它们需要可靠的灌溉、专门的劳动力进行加工,或者必须通过贸易网络从远方运入。研究人员发现,尽管小米出现在几乎每一座墓穴中,无论墓主身份如何,但那些高维护成本的作物却讲述了不同的故事。这些高维护植物并未得到平等分配。相反,它们高度集中在贵族的墓葬中,而平民和士兵的墓穴中这类植物极少,甚至完全没有。
当团队分析这68座墓穴的具体内容时,一个清晰的模式显现出来。贵族墓葬本身就以最为考究著称(拥有彩绘棺木和丝绸纺织品),同时也包含了最丰富的植物种类。这些墓穴中含有在干旱的吐鲁番气候下难以种植的水稻,以及需要大量劳动力将其转化为织物的棉花和亚麻。此外,他们还拥有大量的葡萄(通常以酒或干果的形式存在),以及必须从其他地区运输而来的桃子和枣子。相比之下,低级士兵的墓葬则简陋得多。这些坟墓几乎只包含小米和大麦,即那些能在极少水分下生存的耐旱主食。士兵的墓穴很少含有精英墓葬中的那些异域水果或纤维,即便含有其他植物,也几乎都是未经加工的种子,而非制成品。
差异不仅在于植物的种类,还在于它们的加工方式。研究表明,贵族墓葬中的植物经常经过加工。小麦被磨成粉,葡萄被酿成酒或干燥,水稻经过抛光。这表明富裕家庭有资源在食物入葬之前对其投入劳动力和技术。他们拥有磨坊、酒缸和熟练的工匠,将原始作物转化为精制产品。而平民和士兵的墓葬则大多只含有原始种子。这表明对于这些群体而言,随葬祭品是收获的直接呈现,没有额外的精炼步骤。精英墓葬中存在加工制品的现象,标志着一种家庭规模和仪式投入水平,这对于社会底层而言是无法企及的。
其中一个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在平民和士兵的墓中完全没有棉花。棉花是一种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种植、采摘、纺纱和织造的作物。它在贵族墓葬中的出现(通常以成品纺织品的形式),凸显了一种特定类型的财富。它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更是复杂劳动力链条下的产物。低地位墓葬中未发现棉花的现象表明,这些纺织品不仅是日常用品,更是为精英阶层保留的,在死亡中成为了展示地位的有力视觉声明。同样,贵族墓穴中高度集中的葡萄和水稻,指向了一种依赖于难以本地生产或需要长途贸易获取的饮食和仪式实践。
研究人员还观察了各组植物的多样性。他们发现,贵族墓葬的植物种类最多,而士兵墓葬最少。这种梯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富人可以获得来自不同地方的广泛资源,从当地果园到遥远的贸易路线,并且他们可以负担得起在葬礼中展示这种多样性。较贫穷的社会成员则依赖于更窄的本地耐旱作物基础。这一模式证实了高昌王国的社会不平等不仅在于谁拥有土地或头衔,还在于谁拥有获取优质食物、精美衣物和复杂仪式的权利。
该研究也挑战了“丝绸之路将新作物平等带给每个人”的观点。虽然小麦、大麦和葡萄确实沿着这些贸易路线传播,但它们并未以同样的方式到达绿洲中的每一个人。数据表明,这些新颖且珍贵的资源是通过现有的社会结构进行过滤的。精英阶层首先获得并展示它们,利用它们来强化自身地位,并将自己与其余人口区分开来。平民和士兵虽然身处同一社会,却无法获得这些由贸易介导的商品。他们的葬礼反映了一种更依赖于本地韧性主食的生活,而精英的葬礼则展示了与一个更广阔、更奢华世界的联系。
最终,在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植物讲述了一个关于社会如何围绕资源进行组织的故事。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安葬死者的方式是他们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富人利用那些劳动力密集型和异域风情的植物来标榜地位,将墓穴变成了一个表演并铭记社会等级的舞台。而贫困者由于缺乏这些资源,只能用那些在生前维持他们生存的质朴、坚韧的作物来安葬死者。这项研究为我们理解古代丝绸之路增添了新的维度,表明虽然贸易路线连接了遥远的土地,但这种联系带来的益处并非人人共享。相反,植物本身成为了权力的语言,在沙漠墓穴的寂静中清晰地诉说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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