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verning disputed maritime areas through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legal foundations, comparative practice and pathways forward
本文认为，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未明确规定海洋空间规划（MSP），但其条款为利用海洋空间规划来促进合作、管理资源以及保护争议海域环境提供了法律依据，前提是沿海国应采取中立、非对抗性且协作性的方式，以避免加剧现有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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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一个自然与人类野心不断碰撞的拥挤空间。渔民追逐着跨越无形界线的鱼群，石油公司在移动的海床之下钻探能源，而航道则切穿了脆弱的珊瑚礁。当两个或更多国家声称拥有同一片水域时，这种拥挤便演变成了一场法律与环境危机。通常用于管理这些水域的规则（即《海洋法》）往往在边界存在争议时陷入停滞，从而留下一个资源过度捕捞和生态系统退化的真空地带。在这些灰色地带，一种新的工具正在兴起：海洋空间规划。可以将其想象为海洋版的城市规划师地图，用于决定船只、风电场和自然保护区可以在哪里活动，而不至于互相干扰。挑战在于，在争议地区绘制这样一张地图，可能会让外界看起来像是某个国家试图为自己圈占土地，从而将一项技术性工作变成了政治武器。
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陈睿和董悦致力于研究如何在这种有争议的水域中使用这一规划工具，而不使争议进一步恶化。他们并没有进行新的实验室实验或亲自潜入海洋，而是对现有的法律、法院判决和全球范围内的现实案例进行了深度挖掘。他们研究了地中海、波罗的海和南海的国家在争夺所有权的同时，是如何尝试组织管理其水域的。他们的研究表明，虽然海洋空间规划无法解决关于水域归属权的争论，但它可以作为一个中立的桥梁。它允许各国在最终边界尚未确定的情况下，通过遵循严格的合作与透明度规则，来管理污染、保护鱼类种群并协调航运。
研究人员发现，海洋正面临着一场“完美风暴”式的压力。随着陆地资源变得日益稀缺，各国正转向海洋寻求食物、能源和矿产。与此同时，气候变暖和海水酸化使海洋生物变得更加脆弱。在各国对水域管理权存在分歧的地区，由于缺乏单一的管理机构，这些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一个国家可能在保护珊瑚礁，而其邻国却在附近钻探石油；或者一个国家正在努力保护某种鱼类资源，而另一个国家却在过度捕捞。研究人员指出，管理海洋的国际法（特别是名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约）并未明确提及海洋空间规划。然而，该条约包含了关于合作和环境保护的一般性规则，可以被用来证明这些规划的正当性。作者认为，这些规划不应被视为对所有权的声索，而应被视为在法律争端持续期间，维持和平与保护自然的务实手段。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作者观察了不同地区处理此类情况的方式。在地中海，做法各异。希腊和土耳其是长期存在纠纷的邻国，两国都制定了自己的海洋规划。希腊将其规划描述为遵守欧盟法律的要求，而土耳其则利用其规划来强调自身的海洋主张。由于双方事先未进行沟通，他们的保护区最终发生了冲突，使环境保护变成了外交斗争。相比之下，同样存在边界争议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成功共同制定了规划。他们遵循严格的咨询规则，在划定任何界线前相互协商。这一过程并未解决他们的边界问题，但防止了规划决策成为新的冲突点。同样，在波罗的海，丹麦和波兰利用规划谈判作为建立信任的方式，并最终签署了正式的边界协议。这些例子表明，方法本身与地图本身同样重要。
研究还关注了南海，这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重叠主张的地区。在这里，各国大多各自行动，制定包含争议岛屿和水域的国家规划。虽然这些规划有助于各国组织自身的活动，但由于缺乏沟通，它们往往看起来像是巩固所有权的企图。研究人员指出，该地区存在一些成功的合作案例，例如联合地震勘探和共享鱼类种群数据，但这些案例较为罕见且有时受到法律质疑。作者建议，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下使规划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将规划保持在“不损害原则”（without prejudice）之下。这是一个法律术语，意指该规划不会改变任何国家的法律权利。这相当于在说：“我们正在组织交通并保护鱼类，但我们并不是在决定谁拥有这条路。”
作者为陷入这些争议的国家提出了一条清晰的路径。首先，任何规划都必须包含明确声明，即该规划并不解决边界问题，也不改变水域的所有权。其次，各国应专注于功能性合作，从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入手，例如清理污染或监测鱼类种群。这些是低风险的活动，可以在处理石油钻探或专属捕鱼权等更难的问题之前建立信任。第三，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各国应当分享数据，及早咨询邻国，并让依赖海洋的当地社区参与其中。通过遵循这些步骤，海洋空间规划可以成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而非冲突工具。它允许各国将海洋作为一个共享系统进行管理，即使他们无法就划分这些系统的界线达成一致。
最终，研究结论指出，海洋空间规划并非消除边界争议的灵丹妙药。它无法决定谁拥有某片海洋，也无法取代达成最终法律协议的需求。然而，它提供了一种务实的方法，在律师和政治家开展工作时，防止海洋生态崩溃。通过将海洋视为一个需要管理的共享空间，而非一个等待争夺的奖品，各国可以降低事故风险，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并为未来的合作保留大门。研究表明，如果各国愿意将“规划行为”与“主张行为”分离，他们就能将这些争议水域从紧张地带转变为责任共担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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