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hapeshifting Ghosts: Censorship and Compromis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本文探讨了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电影中的鬼魂叙事如何通过应对审查制度与国家意识形态以求生存，并指出尽管近期的电影将鬼魂重新吸收进受认可的国家叙事之中，但由此产生的文本间隙以及官方框架与颠覆性潜能之间的张力，最终锻造出一种独特的、经过协商的“后中国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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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关于灵魂与幽灵的故事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在古代文学和民间传说中，用以探讨道德、正义以及死亡的奥秘。这些叙事始终在一条细微的界线上行走，既作为娱乐手段，也作为批判社会或维护秩序的方式。然而，在现代中国，这些故事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演变成一场复杂的拉锯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经常将鬼怪故事视为与科学理性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冲突的封建迷信残余。然而，尽管存在严格的禁令，这些故事从未真正消失。相反，它们学会了通过改变形态来生存，通过缝隙渗透审查，从而继续留在国民对话之中。这种持续的斗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让我们得以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在官方国家叙事、深层文化焦虑以及创作表达欲望之间进行身份协商。
坎特伯雷大学研究员毕凯辉（Bi Kaihui）的一项近期研究通过调查当代中国电影中鬼怪故事如何被重塑来探讨这一现象。该研究聚焦于后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一个经济与政治呈现出国家控制与市场力量混合特征的时期。在这种环境下，政府既寻求推广统一的国家形象和特定价值观（如“中国梦”），又试图压制被视为具有政治敏感性或迷信色彩的内容。毕研究了电影制作者如何应对这些约束，具体分析了两部近期的动画奇幻电影：《小倩》（2024）和《寺庙奇谈》（2025）。这些电影将传统的鬼怪故事重新包装成色彩斑斓、适合家庭观赏的冒险故事，以符合国家批准的叙事边界。研究指出，虽然这些电影表面上顺应了审查规则，但它们并未简单地抹除原著中鬼魂的反叛精神。相反，国家所允许的内容与故事原意之间的张力，在叙事中创造了微小的缝隙。这些缝隙使得影片能够在不直接挑战政府的情况下，表达隐藏的社会忧虑与矛盾。
研究者追溯了这种动态的历史，表明幽灵一直是一种灵活的工具。在20世纪初，电影制作者利用恐怖元素来激发反封建斗争。随后，在毛泽东时代，鬼怪有时被作为迷信而遭到禁止，但有时又被重新塑造为需要被击败的阶级敌人符号。在当前时代，这种方法再次发生了转变。电影制作者现在利用“奇幻”这一类型使鬼怪变得可以接受。通过将鬼怪置于一个充满龙、神灵和神话景观的纯粹魔法世界中，电影向观众证明这些生物并非真实的威胁，而是虚构故事中无害的一部分。这种被称为“幻想化”（fantasization）的技术，剥离了鬼怪与现实世界不公之间的联系。例如，在《寺庙奇谈》中，一个关于书生与女鬼的经典故事被改写，以契合关于国家危机与团结的叙事。女鬼不再是压迫的象征，而是成为了一个最终获得救赎并融入爱国主义叙事、共同拯救国家的角色。
然而，研究发现，这种重写过程从未完美。原有的鬼怪故事的力量——即那种感觉某种未竟之事仍在困扰当下的力量——通过新版净化后的叙事裂缝流露了出来。在《小倩》中，影片讲述了一位女性因包办婚姻和压迫而成为幽灵的故事。尽管电影试图通过让她找到爱情与平静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其背后处境的愤怒感依然清晰可见。电影试图展示爱情战胜一切，但其需要如此费力地去平滑处理故事本身的事实，揭示了压制这些深层社会问题的难度。同样，在《寺庙奇谈》中，电影内部的不同故事往往相互冲突，产生一种不安感。那个本应解释故事寓意的角色最终显得空洞且生硬，凸显了电影的不同部分无法在单一、统一的讯息下自然融合。
研究者总结道，这些电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后中国性”（post-Chineseness）。这并非一种要么完全效忠国家、要么完全反对国家的单一、坚实的身份，而是一种不断的协商。观众被邀请去欣赏美丽的视觉效果和爱国主题，但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微妙的感觉，即故事是不完整的，或者有些东西被隐瞒了。这些电影中的鬼怪充当了一面镜子，反映了一个试图向前迈进却又背负着过去重量的社会的焦虑。试图控制这些故事的审查制度，最终创造了一个空间，让这些故事能够以一种编码化的语言进行表达，揭示了官方叙事的稳定性。研究表明，这并非系统的失败，而是管理复杂文化时的自然结果。鬼怪并未消失；它们只是学会了以一种既足够安全能被听见，又足够奇异能提醒人们过去从未真正远去的方式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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