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triadic negotiation model for translating religious terminology in Dunhuang Art: a case of Duan Wenjie’s English translation

技术摘要：敦煌艺术宗教术语翻译的三重协商模型

问题陈述
本文指出，在段文杰关于敦煌艺术的开创性学术著作的1994年英文译本中，存在着一个关键的认识论缺陷。尽管该译本是西方了解莫高窟宗教深度的主要渠道，但它依赖于一种“基于等值的归化”（equivalence-based domestication）范式。这种方法系统性地将复杂的中国宗教哲学术语（融合了佛教、儒家和道教的综合体）强行纳入不恰当的西方对应词中。作者认为，这导致了三种特定的术语失效模式：

1. 概念性错用（Conceptual Catachresis）： 通过将哲学教义映射到不兼容的西方框架上，从而误读其内涵（例如，将“玄学”翻译为“Metaphysics”）。
2. 神学替代（Theological Substitution）： 用亚伯拉罕宗教的概念取代中国的宗教意象（例如，将道教的“羽人”翻译为“Winged Angels”），从而将一神论宇宙观强加于非一神论的景观之上。
3. 制度性误读（Institutional Misinterpretation）： 通过强加西方的教会模型，扭曲了宗教生活的社会与政治维度（例如，将“还俗”翻译为“excommunicated/逐出教会”，而非自愿回归世俗生活）。

这些错误由对“流畅度”和“可读性”的优先考量而非对教义准确性的追求所驱动，产生了一个“被归化的”敦煌，掩盖了该遗址真实的精神与智识完整性。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翻译理论的定性批判分析，具体使用了以下理论：

• 维内蒂（Venuti）的“翻译暴力”概念： 用以批判抹杀原文“异质性”的归化策略。
• 阿皮亚（Appiah）的“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 提出一种伦理替代方案，通过注释和释义将术语置于其丰富的文化与语言语境中。
• 作为“文化协商者”的译者： 对译者的角色进行理论上的重新定义，即从追求完美等值的寻求者转变为承认“不可译性”的主动中介者。

研究方法包括对1994年段文杰著作译本中特定术语错误的详细类型学分析。作者对这些错误进行了分类，并构建了一个纠偏框架，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宗教术语的具体翻译策略。

核心贡献
本文提出了一个三重协商模型（Triadic Negotiation Model），旨在忠实于敦煌艺术的综合性质来翻译宗教术语。该模型超越了简单的词汇转换，转向一种“协商”意义的策略。该模型由针对不同类别术语的三种特定策略组成：

1. 音译加释义（针对教义概念）：

   • 目标对象： 核心哲学词汇，如“仁”（Ren）、“玄学”（Xuanxue）以及“空/空性”（Kong/Sunyata）。
   • 策略： 使用拼音转写以保留文化身份，并辅以简洁的解释，以区分佛教与儒家的细微差别。这防止了不同的知识传统坍缩为单一的西方范畴。

2. 类比创造加“厚注释”（针对文化符号）：

   • 目标对象： 图像学与神话符号，如“羽人”（Yuren）、“翼龙”（Yilong）及“四方之神”（Sifang Zhi Shen）。
   • 策略： 创建描述性类比（例如，使用“Feathered Immortals”而非“Angels”），并辅以“厚注释”。这些注释提供教义根源、象征意义以及与特定壁画（如莫高窟第249窟）的视觉互证，从而架起视觉与文本理解之间的桥梁。

3. 精准释义（针对制度术语）：

   • 目标对象： 社会与仪式角色，如“还俗”（Huansu）、“门士”（Menshi）及“道工”（Daogong）。
   • 策略： 放弃寻找直接的词汇对应物（这类对应物往往暗示了西方的教会等级制度），转而采用清晰且符合特定语境的描述，以准确反映该术语在中国宗教史中的功能与社会政治现实。

研究结果
分析表明，1994年译本对归化的坚持创造了一个“经过过滤的”敦煌版本，误导了西方学术界。通过应用所提出的三重协商模型，本文展示了如何纠正特定的错误：

• “玄学”被还原为特定的魏晋哲学运动，而非通用的“Metaphysics”。
• “羽人”被识别为道教的超越存在，而非基督教的“天使”，从而保留了壁画中道教与佛教之间的综合对话。
• “还俗”被理解为一种合法的、非惩罚性的行为，而非纪律性的“逐出教会”。

结果表明，一种通过音译和注释来保留原文“异质性”的“异化”（foreignizing）方法，对于防止认识论暴力并确保准确的跨文化理解是必要的。

重要意义
本文声称其意义体现在三个领域：

1. 理论层面： 它提供了一个专门用于翻译综合语境下宗教哲学术语的理论框架，将关于文化标准化（cultural standardization）的辩论扩展到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宗教不可译性”领域。
2. 实践层面： 它将“译者作为文化协商者”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工具包（即三重模型），可应用于未来关于敦煌及类似文化遗产文本的翻译。
3. 伦理层面： 本文认为，将“对宗教意义的忠实”置于“可读性”之上是一种伦理义务。通过拒绝将敦煌复杂的精神遗产简化为熟悉的西方标签，所提倡的方法促进了更真实、更公平且更具尊重性的跨文化对话。文章最后指出，翻译敦煌不在于使其变得“容易”，而在于使其变得“正确”，从而向敦煌石窟的完整性及段文杰的学术成就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