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inquent development in a multi-year cohort of institutionalized boys and girls: shape and predictors of delinquent trajectories from age 18 to 30
这项研究利用近3.7万名曾受机构化管理的青少年之荷兰登记数据表明，虽然就业和同居能持续降低男性和女性的犯罪率，但为人父母的脱离犯罪效应具有性别差异性（对女性显著而对男性不显著），且大多数个体遵循低频率或脱离犯罪的轨迹，而慢性高频率犯罪则是一个独特的、以男性为主的子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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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融入工作、家庭和社区的节奏，这种节奏自然地将他们从麻烦中拉离。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随着成年责任的承担，青少年时期的狂野能量会逐渐消退。但对于一类特定的年轻人来说，这条道路要艰难得多。这些人是在人生最关键的形成期，被从家中带走并安置在寄宿制护理机构中的。他们来到这些设施时，往往背负着沉重的过往创伤、不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行为问题。由于他们在早期面临了如此多的劣势，社会往往预期他们成年后会继续走上犯罪之路。研究人员一直以来的大问题是：这条路径是一条直线，还是可以发生弯曲？尽管这些年轻人起步艰难，他们能否在步入三十岁时找到通往无犯罪生活的道路？如果他们做到了，究竟是哪些具体的生命时刻——比如获得一份工作、与伴侣同居或成为父母——真正将他们推离了犯罪轨道？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荷兰的一个研究小组转向了一个庞大的官方记录档案库。他们追踪了一群出生于1978年至1994年间、并在12岁至18岁之间曾在荷兰机构化家庭居住至少三个月的近36,500名个体。研究人员从他们年满18岁起一直追踪到30岁，观察其涉及严重犯罪的警务记录。他们不仅想看犯罪发生的数量，还想看每个人的犯罪模式随时间是如何变化的。他们还密切关注了三个主要的生命事件：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与伴侣同居以及成为父母。通过使用一种将个人与自身随时间变化进行比较（而非仅仅是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进行比较）的方法，该团队能够分离出这些生活变化对犯罪行为的具体影响，从而过滤掉每个人从童年时期就携带的深层特质。
从数据中浮现出的故事充满了希望，但男女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研究人员发现，绝大多数这些年轻人在步入成年后确实停止了实施严重犯罪。在18岁至30岁之间，男性和女性的整体犯罪率都显著下降。然而，研究中的男性犯罪率仍是女性的三倍多。当研究人员将该群体细分为特定的行为模式时，他们发现大多数人遵循的是低犯罪或递减犯罪的路径。但有一小部分持续性的男性群体——约八分之一——直到三十多岁仍在高频率地犯罪。女性的情况在形态上相似，但强度要低得多，同样也有一小部分女性表现出持续犯罪的模式。
关于生命事件如何影响这些模式，研究结论最为深刻。对于男性而言，找到稳定的工作和与伴侣同居是减少犯罪的强大力量。这两个因素独立发挥作用，将男性拉离犯罪。然而，父职的角色则更为复杂。在观察整体男性群体时，成为父亲似乎能减少犯罪，但一旦研究人员考虑到该男性是否同时拥有工作或伴侣，这种效应就消失了。事实证明，对于男性来说，为人父所带来的保护性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们也更有可能在工作或与他人共同生活。对于女性而言，情况则不同。成为母亲是停止犯罪的一个强大的、独立的驱动力。即使女性拥有工作或伴侣，成为母亲这一行为本身仍能显著降低她犯罪的可能性。这表明，对于这一弱势群体中的女性来说，母亲的角色是一个独特的转折点，它重塑了她们的身份和优先级，而这种重塑是仅靠就业无法实现的。
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些生命事件对并非所有人的影响都一样。对于那些已经在从事高频率犯罪的男性，成为父亲似乎并没有帮助；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与犯罪率的轻微上升有关。这表明，对于那些已深陷犯罪生活的人来说，在缺乏其他支持的情况下，为人父母带来的压力可能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路径。相比之下，对于那些犯罪率较高的女性，成为母亲则是她们正远离犯罪的一个强烈信号。总的来说，无论过去的经历如何，拥有一份工作和与伴侣同居都是一致的助力。研究结论指出，虽然对于大多数曾受机构化抚养的青少年来说，走出犯罪的道路是敞开的，但引导他们走向那里的路标因性别而异。对于男性，工作的结构和伴侣关系似乎是改变的主要引擎；而对于女性，为人母的责任则拥有一种独特且强大的力量，足以重塑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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