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etition between evidence-based and alternative medical paradigms in non-infectious diseases

在研究疾病如何传播以及人们如何应对疾病的研究中，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传染性疾病。在这些场景中，一个人的行为可以直接改变其他所有人的风险；如果一个人避开人群或接种疫苗，他们就降低了病毒跳跃到邻居身上的机会。这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谜题，其中个人选择与生物学传播紧密相连。然而，大量的健康挑战并非由人与人之间传递的病菌引起的。这些是非传染性疾病，例如慢性疼痛或反复出现的代谢问题，其患病风险并不取决于当前有多少人处于患病状态。几十年来，人类行为和疾病模型一直难以解释在这些非传染性案例中会发生什么。如果一种疾病无法进行社会化传播，为什么关于如何治疗它的观念会传播得如此迅速？为什么有些群体在有更好医疗选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使用恢复时间较慢的疗法？

研究人员赫尔墨斯·贝尼托-安德雷斯（Hermes Benito-Andrés）、阿尔方索·德·米格尔-阿里巴斯（Alfonso de Miguel-Arribas）和卡洛斯·格拉西亚-拉萨罗（Carlos Gracia-Lázaro）建立了一个新的数学框架来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创建了一个模型，将两种不同健康思维方式——循证医学和替代疗法——之间的竞争视为一场文化战争，这种战争独立于疾病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在他们的模拟中，疾病并不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相反，“感染”的是关于使用哪种疗法的想法。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根据自己看到他人康复或恶化的速度来决定该做什么时，系统会表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行为。它并不会自然地稳定在单一的最佳疗法上，也不会剧烈波动。相反，人口会被锁定在一个特定的结果上，而这个结果完全取决于它的初始状态。

这一发现的核心在于人们如何对健康新闻做出反应。该模型假设个体并不仅仅计算当前有多少人健康或患病。相反，他们对健康的“变化”做出反应。如果使用某种特定疗法的一群人突然开始更快地康复，这种积极的变化会产生一个响亮的社会信号，吸引更多人转向该疗法。反之，如果一群人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这种负面变化就会将人们推开。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对“变化”而非“现状”的关注创造了一个具有独特属性的系统：一条连续的可能稳定结果的线。在典型的系统中，你可能会预期人口最终会收敛于一个完美的答案，比如所有人都会选择最有效的药物。在这里，情况并非如此。系统可以稳定在任何位置，即从几乎完全采用循证医学的人口到几乎完全采用替代疗法的人口之间的任何一个光谱上。

社会究竟会达到这条线上的哪一点，取决于初始条件和社交信号的“音量”。研究人员表明，如果一种疗法的社会放大效应比另一种更强——如果关于某种疗法成功或失败的故事传播得更快或更响亮——它就能倾斜天平。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该系统具有一种“记忆”。一旦人口稳定在某种特定的平衡状态，除非有外力主动推动，否则它无法轻易移动到另一种平衡状态。如果一次临时的运动说服人们更换疗法，系统并不会仅仅跳回到原来的位置。它会落在一种全新的、永久性的平衡点上。社会保留了关于那次临时推动的“确定性记忆”。人口所生活的治疗方案的最终组合，不仅是哪种医学在科学上更优越的反映，也是人类如何对健康变化做出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如何被社交网络放大的历史记录。

该模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替代医疗实践在临床数据表明其效果不如标准护理时仍然保持流行。研究人员指出，在现实世界的调查中，许多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口仍在使用顺势疗法，尽管系统评价显示其效果往往与安慰剂无异。在他们的模拟中，即使一种疗法的康复速度较慢，只要与之相关的社会信号足够强大，或者人口最初具有特定的信念分布，它仍然可以在文化版图中占据主导地位。这项研究证明，不同医学范式的共存并不一定是混乱或科学失败的表现，而是人类群体处理健康信息的一种自然结果。系统是稳定的，但它不是灵活的；一旦被推入新状态，它就会抵制返回之前的状态。

研究人员还探索了当外部力量（如公共卫生运动）试图干预时会发生什么。他们发现，直接改变多少人选择某种疗法的临时干预措施，其作用就像是系统轨迹的一次永久性转变。由于该系统依赖于被直接干预所打破的特定数学平衡，因此一旦干预运动结束，人口并不会回到原始状态。相反，它会放松进入一个新的、不同的稳定状态。这意味着，无论是误导信息运动还是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短期冲击都会在社会的文化构成中留下持久的结构性变化。长期结果不仅取决于医学的质量，更取决于社会所经历的路径。

该研究依赖于一个简化的、确定性的模型，这意味着它描述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平均行为，而不考虑随机偶然性。研究人员使用这种方法来隔离特定的社会反馈机制。他们在分析上证明了该系统缺乏一个单一、孤立的“最佳”解决方案。相反，它拥有一条连续的中性平衡线。这意味着对于任何给定的起点，都恰好有一个最终目的地，而这个目的地是由初始健康状况和初始信念分布决定的。该模型表明，系统的非线性（或复杂行为）完全来自于社会反馈循环，而非疾病的生物学特性。疾病本身是简单且线性的，但人们谈论它以及对它的变化做出反应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历史。

最终，这项工作表明，那些效果较差的医疗手段之所以持续存在，并不是一个仅靠更好的数据就能解决的谜团。它本身就是系统的一个特征。研究人员表明，由健康结果变化率驱动的疗法的社会可见度，足以维持一个共存的健康范式连续体。一个社会最终是倾向于高采用循证医学还是高采用替代疗法，取决于该社会过去对健康变化做出反应的具体历史。该模型揭示了社会携带了其先前状态的永久记录，而临时干预可以改写那份记录，以一种在干预结束后依然持久的方式，改变长期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