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wth and in-work poverty in Africa

技术摘要：非洲的增长与在职贫困

问题陈述
本文探讨了非洲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存在的悖论关系。虽然传统观点认为就业与贫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在职贫困”（即虽然就业但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的现实挑战了这一假设。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但减贫效果有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占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比重过高。本研究调查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究竟是在真正改善劳动者福祉，还是以牺牲就业质量为代价（特别是考虑到资本密集型部门（石油、采矿业）的普遍存在以及高度的非正规性）。其核心问题在于，缺乏关于经济增长如何跨越不同收入群体和经济部门转化为在职贫困的实证理解。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析了2000–2021年间43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共计946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WDI）和国际劳工组织（ILO）。

• 因变量：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在职贫困被定义为生活在2.15美元购买力平价（PPP）以下就业人员的百分比。
• 自变量： 经济增长通过人均GDP以及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来衡量。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总入学率）和制度质量（世界银行的监管质量指标）。
• 估计策略： 为了解决增长与在职贫困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问题（即增长会影响贫困，但贫困人口的生产力也会影响增长），作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模型：
  1. 联立方程模型： 用于捕捉双向因果关系，估算在职贫困与部门增加值之间的关系。
  2. 动态面板估计量（系统GMM）： 由Blundell & Bond (1998) 开发并由Roodman (2009) 详细阐述，该模型解决了内生性偏差和动态效应问题。
• 样本分层： 研究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将国家分为两组：“高中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此外还包含一个涵盖所有国家的综合模型。

主要结果
实证结果呈现出混合结论，且随国家收入水平和经济部门的不同而显著变化：

• 部门影响：
  • 高中收入国家： 农业和制造业的增长显著降低了在职贫困。相反，服务业的增长与在职贫困的增加相关，这表明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岗位通常具有不稳定性且薪资较低。
  • 低收入国家： 模式有所不同。虽然农业仍能减少贫困，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却与在职贫困的增加相关。这表明在低收入背景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的脆弱性更高，这可能是由于高度的非正规性和工业基础尚不发达所致。
• 整体增长效应： 动态面板结果表明，人均GDP增长降低了高中收入国家的在职贫困，但在低收入国家则成为了在职贫困的催化剂。在综合样本中，低收入国家引发贫困的影响占据了主导地位。
• 人力资本： 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持续缓解了在职贫困。然而，初等教育在各种设定下都与在职贫困呈正相关，这表明仅靠基础教育不足以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保障体面的工作。
• 制度质量： 监管质量被发现是一个关键决定因素；较高的监管质量与更高的增长和更低的在职贫困相关，凸显了制度在保护劳动者方面的作用。

主要贡献

• 差异化分析： 本文通过明确区分低收入非洲国家与中高收入非洲国家，为文献做出了贡献，揭示了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在非洲大陆并非统一的。
• 方法论严谨性： 通过同时采用联立方程和动态面板估计量，本研究解决了经常在增长-贫困文献中被忽视的内生性和反向因果关系问题。
• 部门细分： 研究超越了总量GDP，证明了增长的构成（部门增加值）至关重要。它指出，服务业——通常被视为增长引擎——在特定的非洲背景下可能是在职贫困的来源。
• 聚焦在职贫困： 不同于许多将就业视为解决贫困单一方案的研究，本文侧重于“在职贫困”这一特定现象，分析的是就业的质量而非仅仅是数量。

意义与政策启示
本文声称，非洲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目前对劳动者而言是“使人贫困化”的，这表明增长是通过牺牲就业质量和劳动者福祉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来实现的。研究结果挑战了“仅靠增长足以实现减贫”的观点。

作者主张采取双重政策路径：

1. 结构性措施： 政策必须将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作为主要目标，而不应仅仅关注GDP目标。这包括推广职业培训，以提高生产力并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2. 制度性措施： 结果强调了加强监管框架的必要性。高质量的监管被证明是实现增长的同时降低在职贫困的关键，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改革必须优先考虑保护脆弱劳动者，而非仅仅关注灵活性和竞争力。

研究结论指出，如果不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约束和制度质量问题，经济增长将继续无法转化为非洲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