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digitalization to resilience: 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limate readiness shape bank stability in Indonesia

技术摘要：从数字化到韧性：数字化转型与气候准备如何塑造印尼银行的稳定性

问题陈述
全球银行业正面临着两个截然不同却同时发生的压力：通过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术颠覆，以及由气候变化驱动的系统性环境风险。虽然现有文献广泛研究了数字化和气候适应，但通常将其孤立看待，在理解这两个因素如何在一个统一框架内相互作用并影响银行稳定性方面存在显著的研究空白。具体而言，目前尚不清楚实现气候准备所需的巨额财务和组织资源，是否会限制银行利用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从而可能产生运营复杂性或“双重负担”，进而削弱稳定性。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数字化转型和气候准备对印度尼西亚银行稳定性的共同影响来填补这一空白，印尼是一个以快速数字化普及和高气候脆弱性为特征的新兴经济体。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了一个包含 98 家商业银行（包括伊斯兰银行和传统银行）的面板数据集，涵盖 2 {014} 年至 2 {023} 年期间，共计 857 个银行-年度观测值。

• 变量：

  • 因变量： 银行稳定性使用 Z-score 方法（取对数）进行衡量，该指标基于资产回报率 (ROA)、权益和资产计算；同时使用平均 ROA 作为替代规格以确保稳健性。
  • 自变量：
    • 数字化转型： 通过银行拥有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总数的自然对数 (DT1) 以及数字化产品占总产品的比例 (DT2) 来衡量。这些指标源自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 第 12/POJK.03/2018 号条例。
    • 气候准备： 使用诺特丹姆全球适应倡议 (ND-GAIN) 指数来捕捉，这是一个反映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和准备程度的综合性国家级得分。
  • 控制变量： 银行规模（存款总额的对数）、流动性（贷存比）、效率（成本收入比）以及宏观经济状况（GDP 增长）。

• 计量经济学方法：

  • 固定效应 (FE)： 主要分析采用带有稳健聚类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以估计数字化和气候准备对银行稳定性的直接影响及交互影响。
  • 动态 GMM： 为了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包括反向因果关系（即稳定性影响转型）和遗漏变量偏差，本研究采用了两步广义矩估计 (GMM)。该动态模型包含了滞后因变量。
  • 诊断测试： 通过 Arellano-Bond 序列相关检验（AR(1) 显著，AR(2) 不显著）和用于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 Hansen 检验（p 值不显著）来确认 GMM 模型的有效性。
  • 异质性分析： 研究进行了子样本分析，通过比较大银行与小银行、高效率银行与低效率银行，以确定这些效应是否因机构特征而异。

主要贡献

1. 整合框架： 本研究是首批将数字化转型和气候准备结合在单一模型中以评估其共同影响的研究之一，从而超越了碎片化的视角。
2. 数字化的直接测量： 不同于依赖年报文本挖掘或第三方指数的研究，本研究使用了基于印尼法律 (POJK No. 12/2018) 规定的特定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数量和比例的直接衡量指标。
3. 交互效应： 本文研究了数字化转型与气候准备之间的交互作用，测试了以下假设：同时进行的转型成本可能会产生“双重负担”，从而削弱数字化的稳定效益。
4. 异质性洞察： 研究提供了关于银行规模和运营效率如何调节这些转型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细颗粒度证据。

结果

• 直接效应： 数字化转型和气候准备各自都与银行稳定性呈现正向且显著的关系。数字化通过改善信用评估、减少信息不对称并扩大市场覆盖面来增强稳定性。气候准备通过促进审慎的信贷管理并减轻气候相关冲击的影响来促进稳定性。
• 交互效应： 数字化转型与气候准备之间的交互项为负且显著。这表明，尽管这两个因素单独来看都是有益的，但同时追求气候准备会削弱数字化转型的稳定效应。作者将其归因于“双重负担”，即数字化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以及气候适应监管合规的高昂成本，在转型阶段会对银行资源造成压力。
• 异质性：
  • 银行规模： 数字化转型和气候准备的稳定性效应仅在小银行中显著。小银行似乎利用这些转型来缩小与大型机构的竞争差距，而大型银行由于已具备规模和多元化优势，表现出无显著的敏感性。
  • 效率： 数字化转型和气候准备的稳定性效应仅在高效能银行中显著。高效能银行拥有必要的管理能力和结构化流程，能够吸收转型的高昂成本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低效率银行则难以应对这种双重压力。
• 稳健性： 当使用替代的数字化指标（数字化产品比例）和银行稳定性指标（替代 Z-score 计算）时，研究结果保持一致。

意义与主张
本文声称为面临双重转型的新兴市场政策制定者和银行管理者提供了关键见解。文章认为，虽然数字化和气候准备对于长期稳定性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充分的资源管理，同步实施这些转型可能会因为资源受限而导致次优结果。

研究得出结论，“双重负担”假设是成立的：与气候准备相关的转型成本会削弱数字化银行业务的即时稳定效应。因此，作者建议政策制定者应考虑比例实施策略，或提供监管宽限和激励措施，以支持银行（特别是规模较小和效率较低的银行）度过这些并发转型期。对于银行管理层，本文强调数字化转型必须与优化的运营效率相结合，并采取分阶段的气候适应方法，以避免过度消耗组织资源。

作者保持了谦逊的态度，承认了研究的局限性，例如使用的是国家层面的气候准备数据而非银行层面的绿色信贷指标，并建议未来的研究应探索银行层面的气候指标以及跨不同新兴经济体的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