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ing from home and work-related well-being: The role of work-family balance

几十年来，现代职场一直基于一个简单且僵化的假设运行：为了完成工作，你必须离开家。通勤是入场券的代价，是一种将职业自我与家庭自我在物理上分离的日常仪式。但随着疫情迫使数百万人进入自己的客厅，这种界限消解了。突然之间，餐桌变成了办公桌，接送孩子也发生在视频会议之间。这种转变许下了一个关于新自由的诺言，即一种将职业需求与家庭需求融合在一起的方式。然而，随着尘埃落定，远程办公从一种应急措施变成了常态化的存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局面浮现了。问题不再仅仅是人们是否可以居家办公，而是他们这样做是否真的更好。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工作，谁在家里陪伴他们，以及管理家务的隐形劳动是如何分配的。

研究人员法布里齐奥·门德斯-里韦罗（Fabrizio Méndez-Rivero）和马蒂娜·奎雷赫塔（Martina Querejeta）致力于解开这个乱麻，他们超越了个体劳动者，转而观察整个家庭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收集了来自德国、西班牙、瑞士和荷兰近4,400名劳动者的数据，捕捉了2024年的生活缩影——此时远程办公已成为一种自愿且稳定的习惯，而非危机应对措施。他们的目标是衡量两个具体指标：人们在一天结束时感到多么疲惫，以及他们在工作时感到多么投入或充满活力。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孤立地观察这些劳动者。相反，他们考察了伴侣的情况，询问配偶或伴侣是在远程办公，还是仍然需要通勤去办公室。他们还测量了所谓的“工作-家庭平衡”，这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感觉，即拥有足够的控制力来管理职业职责和家庭生活，而不至于让两者不断相互渗透。

结果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分化故事，即远程办公的体验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几乎完全不同。对于男性，尤其是那些有孩子的男性，数据表明远程办公往往让事情变得更难，而不是更容易。当男性进行远程办公时，他们报告了更高水平的倦怠感，这是一种深度的精神和身体上的精疲力竭。这种效应在伴侣仍在办公室工作的父亲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在这些家庭中，居家办公的男性似乎并没有获得额外的能量或对工作的热情；相反，他似乎感到更加疲惫。研究表明，对于这些男性而言，远程工作的灵活性并未转化为更好的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以一种增加压力而非减轻压力的形式变得模糊。

女性的情况则更为微妙，但只要满足特定条件，通常更为积极。当女性远程办公时，她们报告感到较少疲劳，这种解脱来自于节省了通勤的时间和精力。然而，这种益处并非自动获得的。最显著的幸福感提升发生在家庭中的双方都远程办公时。在这些“双向远程办公”的家庭中，女性表现出对工作投入度的显著提高；她们感到更加专注、精力充沛且沉浸其中。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改善很大程度上是由更好的平衡感驱动的。当双方都在家时，家庭似乎重新进行了组织，从而实现了家务劳动的更公平分配，并能更清晰地管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界限。

该研究明确挑战了“远程办公是惠及所有人的‘一刀切’解决方案”这一观点。它认为，远程办公对福祉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日程或职位，而且深深植根于伴侣间的动态关系中。对于男性而言，伴侣在办公室工作而自己在家的安排，似乎产生了一种特定的压力，导致了更高的倦怠感，而这种感觉无法用缺乏工作-家庭平衡来解释，或许是由其他未被测量的压力引起的。对于女性而言，只有当伴侣也出现在家中时，这种安排才具有变革意义。如果女性远程办公而其伴侣去办公室，她虽然获得了缓解疲劳的慰藉，但并未看到同样的参与度提升或整体平衡感的改善。在这些不对称的家庭中，传统的劳动分工往往依然保持不变，这意味着留在家中的女性仍承担着大部分家务责任，从而限制了灵活日程带来的潜在收益。

最终，研究表明，远程办公的成功与其说是取决于技术或办公大楼，不如说是取决于共享空间的那些人。数据表明，当伴侣双方都远程办公时，他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使得工作与家庭的需求可以共同协商，从而为女性带来更好的结果。当安排呈现混合状态，即一人在家、一人在办公室时，收益是不均衡的，且往往伴随着隐藏的成本。这项研究并非声称远程办公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它确实提供了一张清晰的地图，标明了它在何处奏效，又在何处失效。它强调，要充分实现远程办公的承诺，需要家庭运作方式发生转变，从假设“一个人的灵活性是独立于另一方的”转向新的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未来的工作将不仅取决于我们坐在哪里，更取决于我们如何共享空间以及承担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