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rns about Sexual Promiscuity Play an Underexplored Role in Opposition to Abortion

辩论背后的隐藏引擎

想象一下，人类行为就像一场宏大的、复杂的电子游戏，每个人都在试图打造最完美的人生。在进化心理学的世界里，科学家们研究我们古老的生存与繁衍本能是如何依然塑造着现代选择的。在这个领域中，一个最大的“游戏机制”就是我们的择偶策略（mating strategy）。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你关于爱与关系的个人规则手册。有些玩家偏好“承诺型”策略：他们想要长期的伴侣、稳定的家庭，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人身上。另一些人则偏好“低承诺型”策略：他们对短期关系和多次不同的伴侣持开放态度。

几十年来，当人们询问为什么有些人强烈反对堕胎而另一些人则支持时，答案似乎很简单：这关乎宗教或政治。如果你是虔诚的教徒或保守派，你很可能反对堕胎；如果你是世俗主义者或自由派，你很可能支持堕胎。这就像是在说一辆车无法启动是因为电池没电了。但如果电池其实是好的，真正的故障在于引擎里的一根松动的电线呢？本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我们对堕胎根深蒂固的观点，是否实际上是由完全不同的东西驱动的——即我们对于“随意的性行为如何影响我们自身人生规划”的隐秘恐惧？作者认为，宗教和政治这些“电池”可能只是仪表盘上的指示灯，在警告我们一个更深层、更原始的引擎：保护我们所选择的关系风格免受随意性行为影响的欲望。

爱情风格与堕胎观之间的秘密联系

在这项研究中，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个研究团队决定测试一个新理论。他们想观察一个人的择偶策略（是渴望长期稳定的关系，还是对短期关系持开放态度）如何与他们的**威慑信念（deterrence beliefs）**相互作用，从而塑造其对堕胎的看法。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核心思想：想象一个小镇，人们正在讨论是否要在操场周围建一堵墙。

• 承诺型策略者是那些已经为自己的孩子建好了美丽、带围栏花园的父母。他们非常害怕，如果操场过于开放且混乱，他们的孩子可能会受伤，或者邻居们可能会开始横冲直撞，践踏他们的花朵。
• 威慑信念是指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我们把操场规则定得严格一些（比如禁止堕胎），人们在最初阶段就会因为害怕而不敢乱跑。”他们相信，如果不存在容易退出的路径（比如合法的堕胎），人们在跳入某种局面之前会三思而后行。

研究人员假设，拥有承诺型择偶策略（渴望稳定、长期关系的人）的人会最反对堕胎，但前提是他们还相信堕胎禁令具有作为“威慑手段”来阻止随意性行为的作用。他们认为，这些人不仅仅是在担心胎儿，他们担心的是，容易获取堕胎权会鼓励一种“自由放任”的性环境，从而威胁到他们基于承诺的生活方式。

研究人员发现了什么

该团队进行了四项不同的研究，涉及美国 3,600 多人，其中包括在 2022 年最高法院做出 Dobbs 裁决前后的数据。他们使用调查来衡量三件事：一个人对长期关系的承诺程度、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限制堕胎能阻止随意性行为，以及一个人反对堕胎的强度。

结果是一致且令人惊讶的。他们发现：

1. 承诺型策略者反对堕胎： 强烈偏好长期、承诺型关系的人确实更有可能反对堕胎。
2. “威慑手段”的信念很普遍： 大多数人（在不同研究中占比约 58% 至 79%）认为，限制堕胎会使人们变得不那么滥交。他们认为：“如果你不能堕胎，你就会更加谨慎。”
3. 神奇的组合： 最强烈的反对堕胎情绪来自于那些既拥有承诺型择偶策略、又持有强烈的“堕胎禁令能威慑随意性行为”信念的人。这就像是发现，那些拥有围栏花园的父母才是最渴望建墙的人，但前提是他们相信这堵墙真的能阻止孩子们乱跑。

即使研究人员考虑了宗教和政治保守主义（这些通常被视为主因的因素），这种“择偶策略 + 威慑信念”的组合依然成立。事实上，他们的分析表明，宗教和保守主义可能实际上是这些择偶策略的结果，而非根本原因。这就像是人们会选择那些符合其追求稳定、承诺生活方式的宗教或政治团体，然后利用这些团体来争取保护这种生活方式的政策。

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并不意味着什么）

作者谨慎地表示，他们并没有“解决”堕胎辩论，但他们找到了拼图中的一个新碎片。他们认为，对于许多人来说，反对堕胎不仅仅是一种关于生命神圣性的道德立场（尽管这也是故事的一部分）。相反，这可能是一种保护特定生活方式的战略举措。

可以这样想：如果你正在玩一场你把全部筹码都押在一个伴侣身上的游戏，你会希望游戏的规则能劝阻其他人玩“休闲模式”。如果规则允许容易的“重置按钮”（如堕胎），你会觉得你的投资面临风险。因此，你会推动那些让游戏变得更难的规则，希望以此迫使每个人都进入“承诺模式”。

这项研究表明，当人们争论堕胎时，他们可能在无意识中是在争论性规范。作者指出，这解释了一些奇怪的矛盾，例如为什么有些人虽然反对堕胎，却会对强奸案例（其中不存在“选择”滥交的可能性）做出例外处理，但在处理自愿性行为时却非常严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反堕胎团体更倾向于“仅限节制”的性教育，而不是“全面”的性教育；他们不仅是想停止堕胎，他们是想停止导致堕胎的行为。

然而，研究人员也承认存在局限性。他们的研究属于调查研究，因此不能 100% 证明其中一个事物是另一个事物的原因。此外，他们仅观察了美国人群，因此我们不知道这是否适用于其他文化。但该模式在四个不同群体中表现得足够强劲，足以表明这种“战略解释”是美国政治中一个真实存在且尚未被充分探索的力量。

简而言之，这篇论文表明，关于堕胎的激烈辩论可能正受到一种安静而深层的恐惧所驱动：即担心一个充满随意性行为的世界，会让人们对家庭与爱的承诺变得不再安全。通过理解这一点，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我们在新闻中听到的争论往往只是背后正在进行的更深层的、进化论意义上的博弈的表面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