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ed to Be Neutral: Restructuring and Investment under Norway's Aquaculture Rent Tax
尽管挪威2023年的水产养殖资源税旨在通过即时费用化实现中性化，但它最终却造成了规模依赖型的负担，其中大型企业通过重组资产规避了税收，而无法承担此类重组成本的小型企业则显著减少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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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政府试图仅对一家企业仅仅因为拥有稀缺资源（例如一个完美的海岸线位置）而获得的额外利润征税。在经济学中，这种额外的利润被称为“地租”，而针对这种地租的理想税收应该是“隐形”的。理论认为，如果只对公司维持经营所需的资金之外的利润征税，那么公司的行为不应发生改变。它应该像以前一样继续建设、购买设备和雇佣人员。政府经常试图设计这样的税收，希望在不减缓增长的情况下筹集资金。问题在于，当现实中的公司面对着真实的会计师和真实的律师时，这一理想是否依然成立。
这正是挪威在2023年对其庞大的三文鱼养殖业引入一项新税收时所发生的情况。政府设计的这项税收是完全中性的，这意味着它理应完全不影响投资决策。计划是针对在海中养鱼产生的利润征税，但立即允许养殖户从税款中扣除购置新设备（如围网和喂食系统）的成本。其初衷是抵消新项目的税收负担，从而鼓励养殖户继续建设。然而，由挪威生命科学大学和斯塔万格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新研究显示，这项税收并未保持隐形。相反，它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具体取决于公司的规模，这证明了一个旨在实现中性的税收仍然会改变企业的行为。
研究人员从两个方面观察了该行业。首先，他们考察了最大的三文鱼生产商，这些公司控制着绝大部分的鱼类和最有价值的许可证。这些大公司并没有简单地缴纳税款并继续建设，而是花了一年时间重新组织了整个公司架构。他们将业务一分为二：将实际的鱼类和捕鱼许可证转入一个法律实体，而将所有重型设备、建筑和船只转入另一个姐妹公司。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将税收原本旨在打击的资产转移到了税收管不到的地方。研究发现，在短短一年内，这些大型集团拥有的有形设备几乎有98%从受税公司中消失了。他们成功地将实物资产转移到了一个税收不适用的不同法律“盒子”里。由于这种操作，这些大型集团的总投资并未下降；事实上，从整个企业家族的角度来看，与未面临此类税收的类似外国公司相比，他们的投资实际上有所增长。
对于规模较小的三文鱼养殖户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些公司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复杂的法律团队来完成同样的架构拆分。对他们而言，重组的成本过高，因此只能直接面对这项税收。结果是他们的支出大幅下降。研究发现，在税收实施后的两年内，这些小型企业的投资率下降了约一半。他们停止了以往那样购买新围网、喂食设备和监测系统的步伐。这尤其令人震惊，因为该税收的设计初衷正是通过允许立即抵扣这类采购支出，来保护这些类型的投资。研究人员发现，该税收的设计存在一个隐藏缺陷：虽然新设备可以立即抵扣，但经营不善导致的亏损却不能立即获得现金退还。相反，公司必须等待利用这些亏损来降低未来的税收，且政府仅以极低的无风险利率支付等待期间的利息。对于利润波动的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这种延迟使得这项税收在实际感受上比账面数字要沉重得多，导致他们缩减了开支。
研究人员还检查了这种支出下降究竟是由于不确定性导致的暂时反应，还是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信号。他们查看了2023年和2024年的数据，发现即使在税收规则完全明确、不确定性消除后，这种下降趋势依然存在。他们还核实了小型公司是在单纯面临资金困难，还是专门因为税收而削减开支。数据显示，这些企业仍在扩大鱼类产量并提升产能，但它们是通过更密集地使用现有设备而非购买新装备来实现的。这种下降并非行业衰退的迹象，而是表明对于那些无法规避税收的企业来说，该税收确实成功地抑制了新的资本形成。
研究结论指出，“中性”税收的概念不仅关乎税率或新设备的规则，更关乎整个体系。一项税收在纸面上可能看起来是中性的，但如果它创造了一个大公司可以负担得起并利用的漏洞，同时却让小公司承担全部代价，那么它在实践中就不是中性的。大公司支付了重组公司的成本以规避税收，而小公司则通过削减投资来支付代价。这导致了税收负担因企业规模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化，而这正是最初的税收设计者未曾预料到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为了使投资决策真正保持不变，政府必须考虑到各种规模的公司将如何尝试绕过税收，以及税收退还的时机如何改变真实的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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