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adecraft of Homicide: How Organized Criminal Groups use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to Facilitate Acts of Lethal Violence

在现代城市的阴影下，犯罪集团在持续且沉重的压力下运作。他们必须在不知道警察具体计划或对手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就暴力、金钱和安全问题做出决策。为了生存，这些集团必须将信息视为其最宝贵的资源。他们需要知道敌人在哪里、在做什么，以及何时处于脆弱状态。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向当局隐藏自己的计划、行动和身份。这种既要收集事实又要保守秘密的双重需求——即情报（intelligence）与反情报（counterintelligence）的核心——是专家们所称的过程。虽然这些术语常让人联想到间谍和政府机构，但它们仅仅是收集有用信息并保护信息免受敌人侵害的过程。几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恐怖组织或大型卡特尔如何使用这些方法，但对于像瑞典这样规模较小的当地犯罪帮派如何策划其最危险的行为，人们所知却较少。了解这些群体如何管理信息，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有组织犯罪在高度数字化和透明的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

来自马尔默大学和隆德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决定深入观察这些瑞典犯罪集团的“策划室”，以了解他们是如何准备谋杀的。他们并没有依赖猜测或对已经被捕的罪犯进行访谈；相反，他们检查了在三十九起独立的谋杀企图过程中留下的实际数字足迹。这些记录来自于警方缴获的加密通信平台，包括像 EncroChat、Sky ECC 以及一个由执法部门秘密运营以监视犯罪分子的特殊电话系统 ANOM。通过阅读帮派成员之间成千上色的聊天消息，研究人员可以实时观察策划过程的展开——从最初模糊的想法到最终的协调行动。他们将每个计划分解为细小的步骤，寻找这些群体如何寻找目标以及如何试图躲避警察的模式。

研究表明，这些犯罪集团在搜寻信息方面具有高度的系统性。他们并不只是盲目猜测目标的可能位置；他们利用四种主要工具构建出关于该人生活的详细画像。最常用的方法（涉及 62% 的案例）是派遣侦察员（lookouts）。这些人通常是该团体的年轻成员或低级别成员，他们融入了社区环境。他们没有穿着制服，也没有携带特殊装备；他们只是在当地区域闲逛，观察谁来谁往，并汇报他们所看到的情况。由于他们是当地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们能够发现陌生面孔或注意到目标何时处于独处状态，从而将日常街头生活转化为一个监视网络。

为了支持这些人类侦察员，这些集团也转向了数字世界。在 56% 的案例中，成员们搜寻了 Instagram、Facebook 和 Snapchat 等社交媒体平台。他们寻找能揭示目标位置、朋友或日常作息的照片。有时，他们甚至会创建虚假账号来诱骗目标透露其计划，或者散布虚假信息，使目标产生恐慌并改变行为。他们还利用了公开的政府记录，这些记录在瑞典是对任何人开放的。通过查询车辆登记信息和家庭住址，他们可以将姓名与汽车或房屋联系起来，从而绘制出目标的家庭和社会圈图谱。在 23% 的案例中，他们更进一步，在目标的汽车上物理安装 GPS 追踪器。这使他们能够实时查看目标的移动轨迹，从而证实他们在社交媒体或通过侦察员所看到的信息。

然而，收集信息仅仅是成功的一半。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集团同样专注于掩盖踪迹。在他们研究的所有案例中，策划者都安排了与自己没有关联的逃跑车辆。他们经常使用偷来的车或通过中间人购买的车辆，并且频繁更换假车牌，有时甚至使用来自其他国家的车牌，以增加警方追踪的难度。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使用信号干扰器来屏蔽警方可能在其车辆上安装的任何追踪设备。

这些集团还对警察活动保持着敏锐的察觉。在 69% 的案例中，成员们会积极报告警察巡逻情况，记录警员在何处驾驶以及正在做什么。他们在集团内部分享这些信息，以决定何时行动安全，以及何时应当等待。如果他们觉得正在被监视，就会推迟计划。他们还计划在犯罪发生后立即销毁证据。这包括焚烧他们穿过的衣服、砸碎手机以及烧毁逃跑车辆。在少数案例中，他们甚至会制造干扰，例如在城镇的另一部分引爆一辆汽车，以将警察从实际的犯罪现场引开。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些犯罪集团并非仅仅凭冲动行事；他们正在进行一场与执法部门之间复杂且反复的博弈。他们从错误中学习，并适应新的警察战术。虽然他们不像政府那样拥有正式的情报部门，但他们利用一个去中心化的人员网络来收集和保护信息。这种方法使他们能够保持灵活性且难以被捕。这项研究表明，有组织犯罪不仅仅关乎暴力，更是一种持续且智能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管理努力。通过理解这些群体的思考和策划方式，执法部门可以更好地预判他们的行动，公众也能看到支撑城市暴力行为的那些隐藏的信息管理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