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straining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water stress on regional economic vitality: evidence from the Capital Economic Circle

人们通常认为水是一个简单的物理问题：如果一个地区降雨不足或河流匮乏，其经济就会陷入困境。这是一种物理稀缺性的观点，即自然设定了极限。然而，一个新的视角表明，管理水资源分配的规则与降雨本身一样强大。这种被称为“制度性压力”（institutional stress）的概念认为，政府决定谁能获得水、价格如何制定以及哪些行业被允许使用水，这些规则即使在物理上水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也能制造出短缺。在世界许多地方，这些规则并非中立；它们往往向强大的城市倾斜，而让周边地区面临资源匮避和发展机会减少的局面。理解这一动态至关重要，因为它揭示了经济不平等不仅是恶劣天气或技术落后的结果，往往也是政策选择直接导致的结果，这些政策将某些地区锁定了处于劣势的循环之中。

来自辽宁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致力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区（一个包括北京、天津及周边河北省的巨大城市群）测试这一观点。该地区是此类研究的完美实验室，因为它面临着真实的缺水问题，同时水的分配也深受国家战略的影响。研究团队希望超越单纯统计水资源存在量的层面，转而绘制规则分配如何塑造不同城市经济健康状况的图谱。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衡量方式，称之为“制度性水压力”，该指标追踪的是基于公平性和人口比例应得的水量与由于政府优先事项实际获得的水量之间的差距。通过将这一指标与当地经济活动数据相结合，他们旨在揭示将水政策转化为经济障碍的隐藏机制。

研究重点关注了2010年至2023年间，这一时期正值大规模南水北调工程全面运行期间，该工程将南方的水泵送到干旱的北方。研究人员发现，虽然整个地区都面临水压力，但这种压力的体验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享有“有缺水却无短缺”的状态。得益于其政治地位和在国家规划中的优先权，它们获得了绝大部分的调水。例如，在2023年，北京近91%的供水来自外部调水。这种制度优势意味着它们的压力指数是正向的，表明它们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和保障。相比之下，周边的河北省城市则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现实，这些城市通常作为首都的生态缓冲带或农业基地。尽管它们是水管经过的物理路径，并承担着环境保护的成本，但相对于其需求而言，这些边缘城市获得的实际水量要少得多。它们的压力指数保持深度负值，这是一种制度性匮乏的迹象，表明它们在系统性地被剥夺发展所需的资源。

研究人员发现，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并不会以直接、即时的方式伤害经济。相反，它通过一种缓慢且磨人的过程，即提高成本和缩小选择空间来发挥作用。当一个城市被拒绝给予其应得的水量份额时，当地企业和政府必须花费更多的资金去寻找替代方案、处理废水或遵守严格的使用规则。研究发现，对于这些边缘城市而言，每增加一单位的制度性压力，其水成本就会上升，而正是这种更高的成本拖累了它们的经济活力。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政策创造了短缺，短缺推高了经营成本，而高昂的价格抑制了增长。这种效应对于依赖制造业的城市尤为严重，因为水是生产中的关键要素。这些城市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由于初始成本过高，它们无法负担升级更高效的技术；又因为水资源规则的限制，它们无法扩大规模。

论文还强调了这一系统如何为不同类型的城市制造不同的陷阱。生态屏障城市（如张家口和承德）承担着保护整个地区环境的任务。它们被迫限制自身的工业增长以保持水质清洁，然而，它们为此做出的牺牲所获得的财政补偿却远不足以建立新的、可持续的产业。它们陷入了一种“保护性抑制”的状态，即保护地区的职责阻碍了它们保护自身经济的能力。像唐山这样的工业城市面临着另一种问题：它们被夹在需要削减用水量与需要维持工厂运转之间，导致其经济基础出现空心化。与此同时，紧邻首都的城市（如廊坊）则遭受着“阴影效应”的影响，即核心城市吸收了过多的资源和机遇，使得邻近城市几乎没有增长的空间。

最终，研究认为，富裕核心区与挣扎中的边缘区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并非地理偶然，而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结果。最初的政策偏向赋予了核心城市更多的水，这有助于它们更快增长，进而赋予它们更多的政治权力来获取更多水。边缘城市受困于高成本和受限的产业，失去了竞争或争取更好条件的筹码。这创造了一个闭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这一切都是由水资源分配规则驱动的。研究人员建议，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仅需要建造更多的管道或寻找新的水源，它需要对该地区的治理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们提出，规则必须被重写，以确保保护成本得到公平分担，且水的收益能够得到更公平的分配。只有打破这种制度性压力的循环，该地区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发展，将“共享未来”的承诺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