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ponse, Not Prevalence: What Administrative Bullying-Discipline Data Reveal

学校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儿童的安全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的交织：同伴的行为、课堂的稳定性、家庭的支持以及更广泛的社区环境。几十年来，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一直依赖官方记录来追踪欺凌行为，将这些文件视为观察学生受伤害频率的直接窗口。其逻辑似乎是合理的：如果一名学生遭受欺凌，老师会看到，一份报告会被提交，然后一项惩戒会被记录下来。通过统计这些记录，官员们认为他们可以衡量欺凌的普遍程度，并判断一所学校是否安全。然而，这一假设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差距。档案中的记录并不等同于走廊里的事件；它是特定行动链条的结果，即一个事件必须被注意到、被贴上标签，并由行政部门处理后，才会出现在数据中。

一组研究人员致力于调查这些官方记录究竟揭示了关于学校欺凌现象的什么真相。他们研究了马萨诸塞州公立学校十三年的数据，涵盖了近 1,840 所学校和超过 23,000 个学年。他们的目标是理解实际发生的欺凌与被记录下来的欺凌之间的差异。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电子表格上的数字是否反映了学生经历的真实欺凌量，还是仅仅反映了学校对欺凌的应对方式。通过将这些官方纪律记录与学生直接报告自身经历的独立调查进行对比，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脱节。数据表明，官方数字并不是衡量欺凌发生多少的指标，而是衡量学校如何处理它们所选择处理的事件的指标。

研究首先观察了与欺凌相关的纪律处分的总量。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记录出奇地罕见。在整个州范围内，81% 的学年完全没有记录到任何与欺凌相关的纪律处分。每所学校的中位数每年记录的次数均为零。此外，记录的案例数量随时间显著下降。在 2013 年至 2025 年间，全州因欺凌受到处分的学生比例下降了 44%。乍看之下，这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暗示学校变得更加安全，欺凌正在消失。然而，当研究人员将这些下降的数字与另一项全州范围内的调查数据（学生被直接询问是否遭受过欺凌）进行对比时，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虽然官方纪律记录在下降，但报告自己遭受过欺凌的学生比例实际上是在上升的。2018 年，约有 25% 的学生报告遭受了侵害；到 2024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 30%。这两个趋势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除了 2021 年疫情年份——当时学校关闭，面对面接触极少——两者呈现出明显的背离。

这种背离表明，官方记录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欺凌已经消失。相反，它表明更少的事件进入了正式的纪律系统。研究人员发现，官方记录仅捕捉到了所报告欺凌行为中的一小部分。每有一名学生因欺凌受到纪律处分，大约就有 11 起未导致正式惩罚的欺凌报告。这一差距凸显了行政数据是对机构反应的一种衡量，而非对学生行为的直接计数。记录中的“零”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发生欺凌；它可能仅仅意味着该事件是以非正式方式处理的、未被报告，或者未被归类为纪律违规行为。

研究还调查了哪些因素预测了一所学校是否会有任何欺凌记录，以及哪些因素预测了这些记录的严重程度。研究人员采用了两步法来区分这些问题。他们发现，决定是否记录任何欺凌行为主要受学校规模及其整体纪律氛围的影响。规模较大的学校更有可能至少有一起记录在案的事件，这可能是因为学生人数更多，且有更多机会让事件被察觉和报告。一旦学校跨过了这个门槛并记录了至少一起事件，案例的数量就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在那些确实有记录的学校中，欺凌处分的严重程度与较低的学业成就和更严格的整体纪律氛围相关联。测试成绩较低且日常纪律处分较频繁的学校，往往会有更多的欺凌相关纪律处分。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学校周边的社区并不能独立预测这些结果。常见的假设认为，位于贫困社区或犯罪率较高的地区的学校应该看到更多的欺凌。然而，在控制了学校自身的规模、氛围和学业表现后，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当地犯罪率并未解释欺凌记录的差异。唯一影响的社区因素是学校位于城市还是郊区。城市学校更有可能拥有记录，但数据表明这是因为更多的欺凌行为进入了城市的报告系统，而不是因为这些学校对类似事件的处理更为严厉。城市和郊区的每起事件报告数是相似的。

研究人员还观察了单所学校内部随时间的变化如何影响记录。他们发现，当学校的行为氛围发生变化时，欺凌记录也会随之改变。如果一所学校的慢性缺勤率增加，或者整体纪律基调发生转变，记录的欺凌事件数量也会随之波动。这表明学校的内部环境——即成年人如何应对行为以及课堂的总体氛围——对记录的影响比学生构成的变化更大。数据并未显示学生人口的变化（如低收入学生或残障学生的比例）驱动了欺凌记录的变化。

关于受影响最严重的学生群体，研究有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学生调查显示，英语学习者、黑人学生、低收入学生和残障学生报告遭受欺凌的情况最为频繁。然而，官方行政记录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反映这些差异。服务于更多非裔/非白人学生的学校并不一定更有可能拥有欺凌记录；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记录反而更少。这种不匹配引发了关于公平性的重要问题。这表明官方记录可能遗漏了发生在最脆弱学生群体身上的欺凌，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件不太容易被检测、报告或归类为正式的纪律处分。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不应将行政性的欺凌记录作为衡量学校安全或欺凌盛行率的单一标准。这些记录是经过过滤的指标，它们告诉我们的更多是学校如何应对行为，而非实际发生了多少欺凌。记录事件数量的下降并不证明欺凌减少了；它可能仅仅意味着学校处理事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或者报告的数量减少了。为了真正了解学校氛围，官员们需要超越纪律档案。他们必须将这些记录与学生调查、匿名报告系统以及来自学校教职员工的定性信息相结合。只有通过结合这些不同的来源，教育工作者才能获得学校安全的清晰图景，并确保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能够真正得到帮助。这项研究提醒我们：被测量到的并不总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而档案夹中的沉默有时也如同危机爆发时的喧嚣一样震耳欲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