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ctive Incorporation: Populist Boundary-Making, Civil Repair, and Muslim American Political Agency, 2015–2021
本文将“反应式并入”（reactive incorporation）理论化为一种公民领域机制，通过该机制，美国穆斯林在2015年至2021年间利用选举、法律和公民制度来重申其作为国家共同体中享有权利之成员的地位，从而对抗排他性的民粹主义边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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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社会如何维持凝聚力的过程中，有一个长期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定义不仅在于其法律，还在于一种关于谁属于这里、谁不属于这里的共同感知。当一场政治运动通过声称某一特定群体是危险或异类而崛起时，它试图在社区周围划定一条清晰的界限，将该群体推向外部。这通常被称为“边界构建”（boundary-making）。然而，在健康的民主制度中，构成公共领域的机构——法院、投票权以及组建组织的权利——理应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即使是那些被贴上“局外人”标签的人也是如此。研究人员提出的问题是：当一个群体被正式标记为“不文明”或对国家构成威胁时，如果那个排斥他们的系统本身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开放性，让他们能够进行反击，会发生什么？这个标签会固定下来吗？还是被针对的群体可以利用该系统自身的工具来证明自己的归属感？
本文考察了美国一个特定的六年时期，即2015年至2021年，以观察在穆斯林美国人被反复指认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中的“敌人”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这项研究聚焦于这样一个时期：一位总统候选人随后成为总统，并呼吁禁止穆斯林入境，这一政策最终通过行政命令得以实施。研究人员想知道，这种强烈的压力是否会导致该群体如某些歧视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从公共生活中撤退，还是会引发另一种反应。通过观察选举记录、法院案件和社区组织的发展，研究发现，该群体并未退缩。相反，他们利用法院、选票以及自身的社区网络，组织了一场大规模且协调一致的回应。作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反应式整合”（reactive incorporation），用以描述一个被推向边缘的群体如何利用民主制度来反击，并重新夺回他们在国家叙事中的地位。
故事始于一种将国家划分为三个部分的政治策略：纯洁的人民、保护他们的腐败精英，以及威胁他们的危险第三群体。在这一特定时代，这个第三群体被确定为穆斯林美国人。政治修辞将他们描绘成安全风险和文化局外人，与美国身份格格不入。这不仅仅是言论；当政府发布限制来自几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旅行令时，这变成了政策。社会科学中的某些理论预期，当一个群体受到这种对待时，他们会变得恐惧、隐藏并停止参与社会。然而，这段时期的数据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虽然确实有许多个体感到不安全并避开公共场所，但整个社区并未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相反，这种排斥行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推动该群体以全新的强度和清晰度进行组织。
这种反应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投票箱中。在排斥性修辞达到顶峰之前，符合条件的穆斯林美国人表示的投票意向与实际登记投票的人数之间存在显著差距。2016年，60%的合资格选民完成了登记，而有81%的人表示计划投票。到2020年，在经历了多年的政治针对后，登记率上升到了78%，且意向与行动之间的差距几乎消失殆象。这不仅仅是填写表格的问题。同样的调查显示，穆斯林美国人在竞选活动中的志愿服务和参加市政厅会议的比例，达到了甚至超过了其他宗教群体。在最高层级的政治中，2018年的选举见证了穆斯林候选人当选职位的历史性激增，其中包括第一位当选国会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和索马里裔美国人。这些胜利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成功，更是一种公开的宣言：那些被贴上局外人标签的人，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合法的代表。
在选民挺身而出时，律师们也步入了法庭。针对旅行禁令的法律斗争成为了这种回应的核心阵地。代表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的组织提起诉讼，挑战政府的命令，辩称这些禁令因基于宗教进行歧视而违反宪法。尽管最高法院最终在2018年维持了旅行禁令，但法律斗争本身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它迫使政府在法庭上为其行为辩护，将一个政治口号转变为一场关于权利与公平的法律辩论。在整个过程中，原告及其律师并未将穆斯林美国人呈现为安全威胁，而是作为享有法律平等保护权利的公民。这个试图绕过排斥性政策的法律系统，成为了该群体主张其地位的舞台。这场斗争虽然并未在政策层面取得彻底胜利，但它成功地让“归属感”这一问题在公众记录和法庭中保持了生命力。
除了选票和法庭，该社区还建立了更强大的组织和联盟基础设施。原本存在的团体在危机期间扩大了其影响力，形成了新的联盟，并创建了专门用于反击禁令的运动。一个名为“永不接受穆斯林禁令”（No Muslim Ban Ever）的大型联盟，在短短几年内从约一百个支持组织增长到了两百多个。这些团体不仅进行抗议，还记录了数千起偏见事件，提供法律援助，并在全国各地的清真寺组织选民登记活动。对清真寺的调查显示，在这一时期，举办选民登记活动的宗教中心数量显著增加。这种公民组织的增长意味着该社区拥有一个持久的结构来支持其成员，将危机时刻转化为长期政治行动的能力。
研究结论指出，这种反应模式揭示了排斥性民粹主义在宪政民主体制内运作的一个结构性限制。该政治运动成功地划定了一条象征性的界限，将穆斯林美国人置于“人民”的圈子之外，但它无法关闭那些允许公民对这条界限提出质疑的制度大门。该群体利用法院、投票和自身的组织，以一种强大且有组织的姿态回应了排斥。这并不意味着歧视消失了，也不意味着该群体没有面临伤害；数据显示偏见事件增加了，许多人也感受到了恐惧。然而，政治反应并非沉默或撤退，而是一场多方面的积极努力，旨在重写关于“谁属于这里”的故事。研究表明，当一个被针对的群体拥有这些民主工具时，他们可以将排斥带来的压力转化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能动性，证明一个国家的边界并非由单一政治运动所固定，而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断协商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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