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ing the WHO Checklist to Identify Domains for Institutionalizing Evidence-Informed Policy-Making in China: A Mapping Review
这项对168条记录的映射综述刻画了中国循证决策制度化的现状，揭示了现有证据高度集中在卫生与机构领域的治理与资源维度，同时强调了加强文化与领导力维度以促进制度化扩展至其他政策领域的紧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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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一个政府正试图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改善公共卫生或管理城市的交通。在理想的世界里，做出这些决策的人不会仅仅依赖直觉或政治压力。相反，他们会寻求利用现有的最佳研究、数据和事实来指导他们的选择。这种方法被称为循证决策（evidence-informed policy-making）。这并不意味着事实本身决定了每一个决策，而是指事实被系统地与价值观、资源和社区需求进行权衡。为了让这一系统长期良好运行，它不能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它必须成为政府运作的常规组成部分。这种将使用证据转化为一种标准习惯的过程被称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它涉及建立相关的结构、规则和文化，以确保在领导者规划未来时，事实始终是可获取且被考量的。
来自中国兰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与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合作，致力于了解这一过程在中国是如何成形的。他们想要观察证据在何处被使用、何处存在缺失，以及在整个中国庞大的政策体系中，其整体格局呈现出怎样的样貌。为此，他们并没有进行一项新的实验或直接对人员进行调查。相反，他们进行了一项制图式综述（mapping review），这种方法就像一位绘图师在绘制现有知识的地图。他们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公开信息，包括学术研究和政府官方文件，以观察这些活动集中在何处以及差距在哪里。
研究人员共收集了168条记录，其中包括63项学术研究和105份官方政策文件。他们使用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一个特定框架对这些记录进行了分析，该框架将制度化的工作分解为六个关键领域。这些领域是：治理（规则与结构）、资源（资金与工具）、伙伴关系（协同合作）、标准（一致的方法）、文化（共同的价值观与信念）以及领导力（高层的投入）。他们还根据记录所涉及的具体政策领域对记录进行了分类，并使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指南，将话题划分为健康、教育和司法等类别。
他们绘制的地图揭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证据最显著的制度化体现出现在“治理”和“资源”领域。这意味着在公共记录中，充满了描述正式结构的文档，例如专门从事证据工作的政府机构，以及为支持这些机构而分配的财务或技术资源。例如，记录显示许多政策案例涉及创建智库、建立专家委员会以及资助数据库。相比之下，“文化”和“领导力”领域的可见度较低。虽然研究人员发现了17条关于组织文化和11条关于领导力投入作为当前实践的记录，但这些数字远低于治理领域的记录。数据表明，虽然系统的“硬件”——建筑、预算和规则——有详尽的记载，但系统的“软件”——即日常习惯、共同价值观以及领导者使用证据的个人驱动力——作为一种既定实践被记录下来的频率较低，尽管它们经常被提及作为未来的目标。
当研究人员观察哪些政策领域最为活跃时，两个领域脱颖而出。最大的记录组（共43条）聚焦于“健康与福祉”。这与健康领域长期以来在利用数据和研究指导决策方面的先驱地位相吻合。第二活跃的领域是“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共38条记录）。这一类别主要涵盖了协助政府领导者做出重大决策的智库和咨询机构的工作。其他领域，如教育、工业和减贫，记录较少；而某些领域，如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则完全没有描述当前制度化努力的记录。
这项研究并未声称是在衡量这些系统在实践中的有效程度，而仅是在衡量有多少公开证据可以证明这些系统正在被构建。作者指出，证据在健康和治理领域的集中，表明了目前中国事实进入政策过程的两种主要方式：通过专门的健康支持部门，以及通过政府领导人的正式咨询渠道。他们还指出，文化和领导力的可见度较低，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要素不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更难在官方文件中被捕捉到。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虽然中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正式基础来使用证据，但未来的工作应侧重于加强那些较不明显的组织条件，如领导力投入和共同文化，以确保证据的使用能够成为所有公共政策领域中深度嵌入的常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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