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ly human capital, the COVID-19 food-insecurity shock, and adult mental health: a 22-year cohort study in Ethiopia, India, and Peru

心理健康挑战往往在一个人年满二十五岁之前就开始扎根，然而我们对这些挑战起源的了解，大多来自于富裕国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即世界上大多数年轻人居住的地方——情况则远不那么明朗。科学家早已明白，儿童的早期岁月塑造了他们的未来。正如坚实的基石支撑着建筑一样，早期的营养和健康构建了专家所称的“人力资本”——即一个人进入成年期时所携带的生理与心理资源。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突发的、大规模的经济冲击（如全球大流行病）会撕裂日常生活的结构，造成即时的痛苦。目前仍是一个谜团的是，这两股力量在数十年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婴儿时期的强健体魄是否能在多年后危机来袭时保护一名年轻人？还是说，大流行病的冲击会在其心智上留下印记，以至于早期的优势也无法将其抹去？

一项涵盖埃塞俄比亚、印度和秘鲁、跨度达二十二年的新研究试图通过追踪两组从一岁开始直到二十多岁末的儿童来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追踪了数千人的生活，测量了他们婴儿时期的生长发育情况、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们成年后的心理健康状况。他们想看看一个孩子在出生第一年的身高是否可以预测其数十年后的心理福祉，以及许多家庭在疫情期间面临的食物短缺是否会在他们的心智中留下持久的烙印。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虽然早期的身体生长是预测成年后身高的强大指标，但它并不能成为抵御重大经济危机对心理健康造成冲击的盾牌。相反，研究表明，大流行期间经历的饥饿与忧虑，会在三到四年后继续在年轻人的心中回响，无论他们婴儿时期营养状况多么良好。

研究团队利用“青年生命”（Young Lives）研究的数据，追踪了两个出生队列：一组出生于2001年左右，另一组出生于1994年左右。当研究在2023年和2024年进行最后一轮时，较年轻的一组约二十二岁，而较年长的一组约二十九岁。科学家首先观察了这些儿童在第一年时的“年龄别身高标准差”（height-for-age z-scores）。这种测量方式是衡量早期营养的标准方法；分值较低意味着孩子的身高低于预期年龄，这通常是由于饮食不良或疾病导致的。研究人员检查了这种早期的生理状态是否能预测成年后的结果，例如该人是否拥有带有书面合同的正规工作、完成了多少学业，或者其心理健康状况。

关于身体生长，结果精确且明确。在婴儿期高于平均水平的儿童，成年后也会更高。具体而言，在婴儿期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的身高，成年后的身高就会增加约1.6厘米。这证实了早期营养对身体发育有着长远的影响。然而，这种早期优势并未转化为更好的心理健康。研究发现，婴儿时期的身高与成年后的抑郁或焦虑水平之间不存在联系。同样，早期的身高也无法预测一名年轻人是否能持有正规工作。这些年轻人的心理健康似乎受制于更为紧迫的现状，而非其婴儿时期的营养禀赋。

当研究人员观察大流行病时，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新冠危机的高峰期，研究团队通过电话调查询问了家庭的粮食安全情况。他们使用了一个简单的量表来衡量家庭在摄取足够食物方面的困难程度。数据显示，粮食不安全现象广泛存在，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亚，近五分之一的家庭报告了中度至重度的饥饿。当研究人员将这种大流行时期的饥饿与三到四年后测得的心理健康得分联系起来时，一个强烈的模式出现了。

在粮食不安全量表上的每一步提升——即从“总是吃得够”变为“有时”或“经常”吃不饱——成年后的抑郁症状水平都会显著增加。研究计算出，量表上的每一步提升都会使抑郁得分增加0.41分。就概率而言，这意味着在粮食不安全程度每上升一个等级，出现临床相关焦虑的概率上升1.9个百分点，出现临床相关抑郁的概率上升1.0个百分点。这些效应非常稳健，即使在研究人员考虑了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多年来经历的冲击次数等其他因素后，依然成立。

至关重要的是，研究测试了早期人力资本是否可以起到缓冲作用。最初的假设是，一个在进入大流行期时拥有更好健康和营养状况的孩子，可能会对饥饿带来的压力更具韧性。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研究人员发现，早期的“年龄别身高”并没有调节食物冲击的影响。无论一个人在婴儿时期营养是否充足，大流行期间的饥饿与成年后心理困扰之间的联系都是一致的。早期优势可能提供的“韧性”在这些结果中并未显现。痛苦的梯度随困境的持续而移动：那些在大流行期间挨饿的人，在成年后更有可能挨饿；而那些在大流行期间感到痛苦的人，在多年后也更有可能感到痛苦。

研究还探讨了这些效应是否因国家或年轻人遭受危机时的年龄而异。结果表明，粮食不安全的影响并非统一的。在印度，大流行饥饿与后期抑郁之间的联系最为强烈，而在埃塞俄比亚，这种联系几乎不存在。在秘鲁，其影响处于中间水平。同样，研究人员观察了两个出生队列。较年长的一组（在疫情期间约二十六岁）在粮食不安全每增加一个等级时，症状上升的幅度比较年轻的一组（当时约十九岁）更为陡峭。然而，作者提醒说，这些国家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是基于较小规模的参与者数据，应被视为探索性的而非决定性的。他们指出，尽管这些模式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理解其背后的特定文化或经济原因。

研究人员小心地排除了其他解释的可能性。他们检查了结果是否仅仅是因为那些已经在挣扎的人更有可能在二十二年的研究过程中退出。通过使用统计方法调整这种可能性，他们发现，大流行时期的饥饿与成年后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依然强劲。他们还考察了这种关联是否仅仅反映了一个人普遍倾向于同时报告困境与痛苦的特征。通过查看大流行期间本身的数据，他们确定，虽然稳定的性格特质可能会解释部分联系，但无法解释全部效应。观察到的症状增加程度，要大于仅由报告风格所能解释的程度。

最后，这项研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代人的心理福祉，与其说是受婴儿时期营养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其成年早期经济稳定性的塑造。大流行的食物冲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留下了一种即便在危机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结束多年后，依然持续存在的焦虑与抑郁的遗产。研究结果表明，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保障大流行时期的家庭粮食安全对于维护年轻人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虽然对儿童营养的早期投入对于身体发育至关重要，但它们无法替代成年期的经济保障。一个二十二岁人在2024年的心理健康，与其家族在2020年是否能吃饱饭有着深刻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早期优势也无法打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