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ne Protected Areas, Conservation Dispossession and Slow Violence in Blue Economy Governance in the Indian Ocean

人们常将海洋想象成一片广袤、开放的边疆，一个自然界脱离人类掌控而存在的场所。但对于生活在印度洋沿岸数百万人口而言，大海并非遥远的荒野；它是他们的职场、粮仓和家园。世世代代以来，小规模渔业社区通过共享的习俗管理着这些水域，将关于鱼类行为、季节性潮汐和可持续收获的知识代代相传。近几十年来，一种被称为“蓝色经济”的新全球理念应运而生，承诺在保护海洋生物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这一框架认为，通过划定大片海洋作为海洋保护区（MPAs），我们可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通过旅游业和碳市场创造新的财富。其假设是：保护与发展可以并行不悖。然而，深入观察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情况，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那些为海洋守护了几个世纪的人们，往往被排挤在一旁，为新的投资者腾出空间。

一组研究人员着手调查了这些保护工作在印度洋地区的现实影响。他们考察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地点：马尔代夫，一个完全建立在珊瑚礁上的岛屿国家；斯里兰卡的曼纳尔湾，一个毗邻印度的富饶海洋公园；以及塞舌尔，一个已成为海洋金融先驱的群岛。研究人员不仅关注鱼类数量或水质，他们还关注人类付出的代价。他们应用了一个被称为“缓慢暴力”（slow violence）的概念，该概念描述的是那种发生得缓慢且隐蔽、而非单一剧烈事件造成的伤害。他们还使用了“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的视角，重点关注环境变化如何对男女产生不同的影响，并特别关注那些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往往被忽视的女性劳动。他们的目标是理解谁才是蓝色经济真正的受益者，而谁又在为此付出代价。

研究人员发现，蓝色经济的承诺往往掩盖了一个“保护性剥夺”（conservation dispossession）的过程。这一术语描述了一种情况：当地社区被剥夺了使用海洋的权利，并非因为他们破坏了海洋，而是因为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正被商业利益所取代。例如在马尔代夫，海洋曾由当地岛屿议会管理，由其决定捕鱼权与区域。如今，大片海域被租赁给了豪华度假村。虽然这些度假村通常会资助自己的保护项目以保护吸引游客的珊瑚礁，但它们实际上将当地渔民排除在了他们世代捕鱼的海域之外。研究人员指出，这种转变具有特定的性别影响。在马尔比的历史中，女性曾是主要的鱼类加工者，将金枪鱼加工成干制品进行本地销售和出口。随着珊瑚礁被围合用于旅游业，供女性加工的鱼类供应量随之消失。旅游经济带来的经济收益主要流向了在酒店工作的男性或外国投资者，而女性的生计却在没有任何官方记录的情况下丧失了。

在斯里兰卡，情况因内战历史和军事存在而变得复杂。曼纳尔湾国家海洋公园的设立旨在保护海龟和儒艮等濒危物种。然而，研究人员发现，管理该公园的规则执行方式正在缓慢侵蚀当地渔业家庭谋生的能力。几十年来，各种限制措施不断堆叠：这里设立一个禁渔区，那里设置一个季节性关闭期，再加上阻断进入传统渔场的军事检查站。这些变化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于它们很少被视为一次性的剥夺行为，但其累积效应却是将渔业社区逐步排挤出去。研究人员强调，战后重建计划往往假设“渔民”是拥有船只的男性，并为他提供新的引擎或渔网。这些计划未能识别那些负责晾晒、加盐和销售渔获的女性。当鱼类消失或市场因这些限制而受到干扰时，这些女性失去了收入，但她们的挣扎在保护报告中依然是隐形的。

第三个案例——塞舌尔，展示了国际金融如何驱动这些变化。该国创建了一种“债务换自然”（debt-for-nature swap）的金融交易，即外国投资者通过偿还该国债务，换取其承诺保护百分之三十的海洋。虽然这听起来对环境有利，但研究人员发现，由该交易建立的治理结构优先考虑全球投资者和旅游业的利益。保护海洋的规则旨在易于被国际审计员衡量，倾向于设立严厉的“禁捕区”（no-take zones）。这种方法往往与依赖小船和传统方式的当地手工渔民的需求相冲突。此外，兴起的“蓝碳”市场（即通过保护红树林和海草以储存碳的能力来获取报酬）导致了新的限制。在塞舌尔，这些金融协议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区域的人类活动，以证明碳正在被储存。这种技术性要求实际上禁止了当地社区世代使用的传统捕捞和采集实践，将他们的祖传领地变成了受国际碳信用额度管理的限制区。

研究结论指出，当前的海洋治理模式并非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中立平衡。相反，它表明蓝色经济往往是实现海洋控制权从当地社区向旅游运营商、环保非政府组织及金融市场转移的一种机制。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过程极不公平，因为它忽视了那些维持了这些生态系统数百年的民众的知识与劳动。他们指出，保护的成本由贫困人口承担，特别是那些工作被数据抹去的女性，而利润则被远方的投资者攫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海景正义”（seascape justice）。这一理念要求海洋治理必须承认当地社区的权利，重视其传统知识，并确保保护带来的收益得到公平分配。它呼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在那里，与海洋共存的人们不应被视为需要被移除的障碍，而应被视为其未来的重要伙伴。研究人员指出，如果没有这一转变，扩大保护区的进程将继续以可持续之名，置换掉数百万沿海民众，从而创造一段关于圈地运动而非解放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