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cupational ionizing radiation exposure among medical workers ros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retrospective study

每天，都有数百万人走进医院和诊所，接受依赖于“隐形能量”的治疗。医生使用X射线来观察骨折，使用CT扫描仪来绘制人体内部图谱，并使用专门的程序在不进行大面积切口的情况下引导器械穿过血管。这些工具使用了电离辐射，这是一种能量强大的形式，足以穿透组织以创建图像或治疗疾病。虽然这项技术挽救了生命，但也意味着操作这些工具的人——放射科医生、技师和护士——是世界上受人工辐射影响最大的职业群体。经过多年的积累，即使是微小的暴露量也可能产生累积效应，潜在地影响甲状腺、眼睛或血液。因此，卫生组织设定了严格的安全限制，以确保任何工作人员在单年或五年内都不会接收过量的辐射。其目标始终是在提供最佳护理的同时，尽可能将暴露量控制在合理低的水平。

当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医院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封锁和隔离措施重塑了医疗实践，医生发现自己需要进行更多的肺部扫描和影像检查来诊断这种病毒。这种转变引发了一个安静但重要的疑问：额外的劳动以及疫情带来的压力，是否导致了佩戴监测辐射剂量徽章的医务人员受到更高的辐射剂量？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一个研究小组致力于通过查看从2008年到2024年的海量记录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想要了解疫情是否改变了工作人员长期辐射暴露的模式，并识别哪些职业类型或个人特征会使一名工作人员更有可能接受较高的剂量。

研究人员收集了500多名医务人员的数据，追踪了近3,700份个人年度记录。每位工作人员都佩戴着一个类似于徽章的小型个人监测器，用于测量他们在值班期间接受的辐射。这些徽章每三个月更换一次，数据由独立实验室进行核查以确保准确性。团队通过分析数据来观察谁获得的暴露量最高。他们发现，平均而言，男性接受的剂量略高于女性，而40岁至50岁之间的工作人员往往比年轻或年长的同事有更高的暴露量。拥有博士学位的员工以及从事介入医学（即医生利用影像技术引导体内手术程序）的人员也看到了更高的水平。在观察特定科室时，介入医学团队的平均年剂量最高，紧随其后的是心脏科和外科。

随后，研究转向了时间线分析，对比了疫情前、疫情爆发期间的三年以及疫情后的年份。从2008年到2024年的长期趋势显示，对于大多数群体而言，辐射暴露量保持相对稳定，在几十年间没有出现剧烈的上升或下降。然而，当研究人员聚焦于疫情年份时，一个明显的峰值出现了。在疫情高潮期间，几乎所有类别的员工的平均辐射剂量都比疫情前显著增加。无论是在男性还是女性、医生还是其他工作人员，以及几乎所有科室的员工中，情况都是如此。特别是2021年，在大多数类别中都表现出了最高的暴露水平。这表明，为了应对病毒而激增的医学影像需求，结合穿着防护装备带来的挑战，导致了更多的辐射作用于工作人员。

一旦严格的封锁措施解除，世界开始回归正常，辐射剂量便大幅下降。疫情后几年的水平明显低于疫情爆发期间。这种下降表明医疗队伍和医院系统适应了新的现实，或许是通过简化流程或恢复到疫情前的临床工作流。尽管在危机期间出现了峰值，但研究人员指出，绝大多数的年剂量仍远低于国际卫生机构设定的安全限值。即使在疫情期间达到最高点时，平均每位工作人员接收的辐射量也并未达到危险水平。

该研究还探讨了哪些因素可以预测谁会获得最高的暴露量。虽然总体趋势很明确，但具体的风险因素会根据数据的分组方式而变化。例如，身为医生或从事介入医学始终被视为高暴露的一个因素。有趣的是，疫情本身在爆发年份是一个导致更高剂量的风险因素，但一旦危机过去，疫情后时期则成为了一个保护性因素，与较低的剂量相关联。研究人员承认其研究存在局限性，例如数据仅基于单一医院，这意味着研究结果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全球每一家医疗中心。他们还提到，他们并没有追踪工作人员的长期健康结果，而仅追踪了辐射剂量本身。

最终，这项研究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如何暂时改变医疗工作者的安全格局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图景。它证实了虽然医疗界通常能够成功地将辐射暴露控制在安全限值内，但在高需求和危机时期，工作人员接收的剂量确实会出现可衡量的增加。这些发现提醒我们，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当焦点高度集中在患者护理时，工作人员的安全必须始终是重中之重。通过理解这些模式，医院可以在未来的危机中做好更好的准备，确保那些保护我们免受疾病侵害的人，也能受到保护，免受他们日常使用的工具所带来的隐形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