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rael in Gaza: The Impact of Conflict Classification on Criminal Accountability

在复杂的国际法领域，有两套主要的规则来规范战争的进行方式。一套适用于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战斗，即所谓的国际武装冲突。另一套则适用于一个国家与其境内的叛乱团体或有组织的武装派系进行战斗的情况，即非国际武装冲突。尽管这两套规则册的目标都是为了保护平民并减少苦难，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同。在第一种情形下，一些严重的罪行（如将饥饿作为武器或攻击民用建筑）被明确定义为战争罪；而在第二种情形下，这些罪行要么缺失，要么定义不同。这种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谁能为暴行承担法律责任。当冲突模糊了这两类行为的界限时，就会产生一个法律灰色地带，导致同一种暴力行为对一方而言是犯罪，对另一方而言却并非如此，从而使受害者无法获得正义，使犯罪者逃避问责。

埃塞克斯大学的一位法律学者针对加沙地带正在进行的战争，研究了这一确切问题。该研究聚焦于国际刑事法院最近的一项裁决，该裁决将那里的冲突同时定性为国际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武装冲突。一方面，法院认为这场战斗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国之间的国际战争。另一方面，它又认为这场战斗是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组织与以色列之间的内战。本文作者认为，将这两种分类并置会造成混乱且不公平的法律局面。通过将这场冲突同时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法院创造了一个规则取决于被审判方身份、而非取决于暴力性质本身的系统。

论文详细阐述了这种双重分类如何导致问责制的显著差距。根据现行国际刑事法院的规则，某些严重行为只有在发生在国家间的国际战争期间才被视为战争罪。例如，蓄意使平民人口挨饿或破坏医院、学校等民用基础设施，在国际冲突中是被明确定罪的。然而，在现行条约下的非国际冲突中，这些行为并未被列为具体的战争罪。由于法院将加沙冲突贴上了这两种标签，便产生了一个悖论：如果法院将以色列领导人的行为视为发生在国际冲突中，他们可以被控以这些特定罪行；然而，如果将哈马斯领导人的行为视为发生在非国际冲突中，即使行为完全一致，也无法对他们追究这些特定的罪行。

作者通过观察针对双方的具体指控来说明这种不平衡。有说法称以色列军队针对民用目标并使用了饥饿战术，如果冲突严格属于国际性质，这些行为是可以起诉的。相反，也有指控称哈马斯使用人体盾牌并袭击平民区域。如果冲突被视为非国际冲突，那么使用人体盾牌的特定法律指控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且饥饿罪尚未被所有相关国家完全纳入非国际冲突的范畴。这意味着，在目前的混合模式下，一方可能因其行为而面临指控，而另一方却因法律标签而免于起诉。论文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细节；它破坏了“正义应对被告身份保持盲视”这一原则。

为了理解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研究人员将加沙的情况与其他复杂战争（如利比亚和叙利亚）进行了对比。在这些冲突中，学者们曾尝试应用类似的混合模型，但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战场上既有国家军队又有反政府武装时，很难决定适用哪套规则。论文认为，试图将一场单一的战争强行塞进两个不同的法律框子里，只会造成混乱而非清晰。它指出，当前的系统允许出现“法律隐形”现象，即像哈马斯这样的组织在某些目的下被视为国家行为体，而在其他目的下又被视为非国家行为体，这导致其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也使其难以为其特定罪行负责。

研究的核心发现是，目前的做法在结构上存在缺陷。作者认为，国际刑事法院采用双重分类的做法与既有的国际法框架是不相容的。论文主张，一场冲突在逻辑上不可能同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试图这样做会导致法律适用的不一致。研究人员建议，解决办法不是继续尝试将冲突塞进现有的框子里，而是改变这些“框子”本身。论文建议，国际社会应当统一规则，制定一份适用于所有类型武装冲突（无论是国家间还是国家内部）的统一战争罪行清单。

这一提议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察：战争法在实践中已经发生了演变。许多曾经仅适用于国际战争的规则，现在已被视为适用于所有战争的习惯国际法（即由国家一贯实践形成的非成文法）的标准。论文指出，国际刑事法院正滞后于这一现实，因为其条约（《罗马规约》）尚未充分更新以反映这些变化。通过采用统一的罪行清单，法律体系将确保无论谁实施了某种暴力行为，其行为都会被视为犯罪。这将消除目前存在的这种人工制造的双重标准，即允许某些领导人因法律标签的不同而逃避正义。

研究结论认为，目前的法律碎片化威胁着国际刑事司法本身的目的。如果法律是基于技术性的分类而非暴力的本质来进行选择性适用的，它就会失去道德权威。作者认为，前进的道路需要进行改革，使成文条约与实际的国际习惯法保持一致。通过确保战争规则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国际社会可以更好地保护平民，并确保那些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无论其背后的政治标签多么复杂，都能受到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