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yond Reciprocity: An Ecology of Couplings in University–Community Engagement at Chilean State Universities

大学常被想象成孤立的知识高塔，学者们在那里产生思想，然后将其传授给社会其余部分。然而，在近几十年中，一种不同的愿景占据了主导地位：即大学应当与当地社区并肩工作，共同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提供解决方案。这种转变通常被称为“社区参与”。在包括智利在内的许多地方，一个特定的期望已成为这项工作的核心：即这种关系必须是互惠的。这意味着帮助与学习的流动应该是双向的，社区对大学的影响应与大学对社区的影响同样重要。研究人员面临的挑战在于，虽然大家都认同互惠听起来很美好，但要理解它在一个像大学这样庞大且复杂的组织内部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却极其困难。说两个群体正在合作是一回事；但要理解一个拥有自身规则、预算和部门的大学，如何真正实现这条双向通道，则是另一回事。

由智利普拉亚安查大学（Universidad de Playa Ancha）研究员迭戈·维尔德霍约-卡里亚加（Diego Verdejo-Cariaga）开展的一项新研究，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他研究了智利公立大学如何尝试将“互惠”这一理念付诸实践。在智利，这个概念在官方层面被称为“双向性”（bidirectionality）。研究人员想要了解这个抽象的概念是如何穿梭于大学的文书、资助体系、课堂以及与当地城镇的关系之中的。他并没有仅仅询问人们对互惠的理解，而是询问他们实际上是如何使用这个词来做出决策、如何记录他们的工作以及如何维持项目的长期运行。通过对包括四所不同地区大学的管理人员和教授在内的二十五人进行访谈，他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这种“双向”参与的概念在经过组织移动时，并不会保持不变。相反，它会根据所处的位置和使用者的不同而改变形态。

研究始于一个简单的观察。在这些大学的官方文件和政策中，“双向性”是一项要求的标准。为了获得认证或资助，大学项目必须证明它不仅仅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即大学向社区传授知识）。然而，当研究人员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交谈时，他发现他们对这个词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一名大学管理者来说，这个术语可能是一个清单项，是用于将项目分类以便向政府提交报告的一种方式。对于一名教授来说，它可能意味着因为当地社区成员提出了不同的方法而修改教案。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它可能仅仅意味着在设计项目之前先倾听社区的需求。研究人员发现，“双向性”并不是一个每个人都以相同方式遵循的固定规则。相反，它是一个灵活的工具，不同的人利用它来解决不同的问题。有时，它帮助大学证明自己正在做好事；有时，它帮助教师调整课程以适应当地的现实。

为了理解这一过程，研究人员观察了三个这些关系变得“稠密”或集中的特定领域。第一个领域是组织与记录管理方面。在这里，大学使用表格和数据库来追踪发生的情况。当一位教授填写表格来登记一个社区项目时，记录这一行为本身就改变了项目。它迫使教授用大学能够理解的特定类别（如“跨文化”或“经济影响”）来定义这项工作。这个过程使工作对行政部门可见，但也可能限制了它。如果一个项目过于混乱或难以预测，无法填入表格中的方框，那么即使它是一个伟大的伙伴关系，也可能无法被登记。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表格不仅仅是记录已经发生的事情；它们往往还决定了未来可以发生什么，因为教授们知道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工作纳入这些类别才能获得支持。

第二个领域是学术与学科方面，这发生在教室和研究实验室内部。这是实际教学与学习发生的地方。在这里，互惠的概念看起来非常不同。一位教授可能会将当地学校提出的一个问题转化为研究课题或学生作业。在这个空间里，这种关系与其说是关于填写表格，不如说是关于改变知识创造的方式。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些时刻，“双请”性质的工作往往是真实且强大的。学生可能会因为社区成员告诉他们原有的想法有误，而改变他们的实验仪器或研究方法。然而，研究表明，这些改变往往停留在课堂内部。它们可能会改善学生的学习，但并不总是会被记录在大学的官方系统中，也不一定会被视为大学正式使命的一部分。

第三个领域是领土与关系方面，即大学与社区之间的实际连接。这是建立信任的地方。研究人员听到了教授们讲述的故事，他们说信任不是通过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或进行一次访问来建立的。信任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即使在没有特定项目或资金支持的时候，也通过持续的投入来建立的。这种关系在大学系统的眼中是最脆弱的。它依赖于个人联系和长期的承诺，而这些是很难在电子表格中体现出来的。研究发现，即使在官方的大学支持停止后，这些关系往往仍会继续；反之，一个项目在纸面上看起来非常成功，但由于从未建立起信任，在社区中却可能失败。

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这三个领域并不总是能够平滑协作。研究人员称之为“耦合生态学”（ecology of couplings）。想象一个系统，其中的不同部分相互连接，但有时却在向不同的方向拉扯。一个项目可能在社区中非常强大（领土侧），在课堂中也非常强大（学术侧），但如果它不符合大学的登记系统（组织侧），它可能就无法获得生存所需的资金或时间。研究显示，一个项目可以对大学行政部门高度可见，但在实际的社区关系方面却很薄弱。或者，一个项目可能对一个城镇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但由于从未被妥善记录，而在大学内部却处于隐形状态。工作的成功取决于这些不同部分是如何衔接的。如果连接断裂，项目可能会失败，不是因为想法不好，而是因为大学的不同部分没有协同工作。

研究人员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去寻找一个单一、完美的互惠定义。相反，我们应该观察大学的这些不同部分是如何连接的。研究表明，问题不在于大学未能实现互惠，而在于大学内部的不同系统——其记录方式、教学方式以及建立关系的方式——往往运行在不同的节奏和规则之下。一项资金截止日期可能会迫使教授仓促完成项目，从而破坏了建立真实关系所需的信任。一份登记表可能会迫使教授简化一个复杂的问题，从而使其难以教导学生如何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这项研究改变了我们思考大学参与的方式。它表明，仅仅制定一项要求“我们必须互惠”的政策是不够的。真正的功力在于组织内不同部分之间的连接。如果大学想要支持社区参与，它需要观察其表格、资金和教学进度是如何相互契合的。它需要确保在课堂和社区中发生的事情能得到行政部门的认可和支持。研究并非说现有的系统是破碎的，而是表明该系统是复杂的，且“双向”参与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开启的简单开关。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事物，会随着大学不同部分对其支持程度的不同而生长或萎缩。

最后，这项研究为看待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不再追问“它们是否在互惠？”，而是开始追问“大学的不同部分是如何连接的？”答案是，关系的强度取决于文书、课堂与社区之间的纽带。当这些纽带强韧时，大学就能真正与社区共事。当这些纽带薄弱时，大学在纸面上可能表现出色，但实际的地面关系却在艰难求生。这一洞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项目成功而有些项目失败，原因不在于参与其中的人，而在于组织本身的构成方式。它提醒我们，如果大学想要真正融入其社区，它必须首先学会如何与自身进行深度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