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ntration of Pow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leavages: Evidence from American Elections, 2008–2024
本文利用2008年至2024年的数据指出，随着政治权力趋于集中，选民日益依赖持久的社会身份而非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信息捷径，从而将政治动员从结构性的经济分歧转向了建构性的身份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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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人们如何投票的过程中，政治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将社会撕裂开来的深层潮流。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最强大的分界线被认为是经济因素：一个人的收入水平、从事的工作类型以及受教育程度。这些是结构性裂痕，是由物质现实形成的社会裂缝。但在近几十年中，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分歧浮出水面，它不是基于薪水，而是基于一个人是谁。这就是身份政治的领域，在这里，种族、宗教和国家归属感成为了人们观察世界的首要视角。驱动这项新研究的问题是：这种转变为什么会发生？仅仅是因为政治家们在文化问题上叫嚣得更响亮，还是存在一种更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导致选民转向这些身份标记来理解他们的选择？
一位名叫杰里米亚·米托科（Jeremiah Mitoko）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答案，其根源在于现代政府本身的架构。其核心观点是，随着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在国家领导人和遥远的机构手中，公民理解政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当政府是地方性的时候，选民通常可以直接看到政策的结果；他们可以看着一条路被铺设，或者一所学校被建成，并确切地知道该感谢谁或责备谁。但当权力变得集中化，且决策是在宏大的国家规模上做出时，对于个人而言，追踪每一个结果几乎变得不可能。在这种复杂的迷雾中，选民需要一个捷径。他们需要一种方法来快速判断谁在自己这一边，谁不在。这项研究表明，在这种环境下，持久的社会身份（如种族和宗教）成为了最有效的导航工具，取代了旧有的、更具流动性的类别（如收入和阶级）。
为了测试这一理论，米托科研究了涵盖从2008年到2024年十六年间美国选举的海量数据。这一时期涵盖了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为观察不同身份如何在不同时期兴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10.4万人的调查响应，专门观察他们是否在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中投给同一个政党。这种一致性被称为“全国化投票”，它是选民正在以宏观的国家层面而非关注地方议题进行思考的标志。该分析对比了传统的经济因素（如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在预测这种行为方面的效力，与身份因素（如种族和宗教信仰）在预测该行为方面的效力。
结果清晰且令人震惊。当数据经过筛选后，传统的经济指标在解释人们为何如此投票方面，其效力弱于身份指标。虽然收入和教育仍然重要，但它们被种族和宗教所掩盖。研究发现，成为特定的种族群体或特定的宗教社群成员，是预测一个人是否会在所有层级的政府选举中持续为同一政党投票的更强有力的指标。这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随着政治变得更加全国化和复杂化，选民越来越依赖这些固定的社会身份来引导他们的决策。
研究还揭示了这些身份如何根据政治时刻的变化而改变其重要性。在巴拉克·奥巴马参选的2008年和2012年选举期间，种族身份成为了一种异常强大的力量。数据显示，在这些年份里，一个人的种族是决定其投票模式的一个巨大因素，其影响力远超其他时期。这表明，黑人总统的存在激活了种族身份，使其成为了选民的主要组织原则。相比之下，在研究的后期阶段，宗教身份（特别是作为福音派基督徒）成为了一个稳定且一致的投票行为预测指标。福音派选民更有可能在所有职位选举中投给同一个政党，这表明宗教信仰已成为政治联盟的稳定支柱。
即使在观察联邦层面之外的情况时，这一模式依然成立。研究还检查了这些相同的力量是否影响了人们对州长选举的投票。结果显示，驱动全国性投票的相同身份特征也塑造了州级层面的选择，这表明向身份政治的转变不仅是总统竞选的特征，而且正在重塑整个美国的选举版图。研究认为，这不仅仅是由于政治家使用了分裂性的言辞，而是一种结构性的适应。随着政府规模扩大且更难被直接监测，选民自然会倾向于寻找那些最清晰、最可见的信号。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共同的身份提供了一张可靠的地图，告诉选民谁属于他们的阵营，谁不属于，而无需他们去理解每一个具体的政策细节。
最终，该论文指出，身份政治的兴起是对权力集中的一种可预见的反应。这是人们在面对一个变得过于庞大、无法直接观察的政治世界时，寻求理解的一种方式。这项研究并不声称经济关注点已经消失，但它证明了在当前的全国性竞争时代，“我们是谁”的问题在组织政治行为方面比“我们赚多少钱”的问题更为有效。这种转型意味着，美国政治冲突的基础不再仅仅关乎金钱和工作，而越来越多地关乎定义现代选民的那些深刻且持久的界限——即种族、宗教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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