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Elite Universities Monopolize Elite Positions in Society? —Evidence from 170 Million Cross-Sector Career Histories Worldwide over Four Decades
这项基于1985年至2024年间1.7亿份全球职业生涯历史的数据集研究表明,精英大学已经巩固了对学术界、商界和政府领域精英职位获取权的持久且不断强化的垄断地位,其功能已超越了单纯的人才筛选,而是作为一种阶级再生产的结构化渠道,积极地加速其毕业生的职业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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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我们通常认为成功是一种精英政治(meritocracy):即一个人的地位是由其天赋、努力和竞争能力决定的,而不是由其父母是谁或继承了多少财富决定的。为了使这一系统发挥作用,我们依赖于教育。大学理应是伟大的平等器,是任何具备相应资质的人都能学习、成长并获得证明其具备领导能力的凭证之所。其核心理念是,这些机构能够识别出最有能力的人才,并将他们输送到科学、商业和政府等最重要的领域。如果这个系统按照预期运作,那么处于社会顶层的人应该是通过公开且公平的竞争,被选拔出的最优秀候选人。
然而,一项全新的大规模研究挑战了这一理想是否依然成立。它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最负盛名的大学是否已不再仅仅是学习之所,而是变成了一个封闭的门户,控制着谁能掌握权力?研究人员想要了解,是否有一小部分精英学校实际上已经接管了创造社会领导者的过程,将通往顶峰的路径变成了一条只有其毕业生才能通过的狭窄通道。这不仅仅关乎谁能进入大学,更关乎几十年后谁最终将统治世界。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他们收集并分析了全球范围内 1.7 亿人的职业生涯历史,跨度从 1985 年到 2024 年,长达四十年。这并非一项小规模调查或对单一国家的观察;而是一次全球性的扫描,涵盖了三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大学教授所在的学术界、企业高管所在的商业界,以及政府领导人所在的政治界。他们将“精英大学”定义为全球排名前 500 的机构,这仅占全球所有大学总数的约 2%。随后,他们追踪了这些学校毕业生的最终去向。
研究结果描绘了一幅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为集中的图景。在学术界,这种主导地位令人震惊。在世界领先研究机构的大学教授中,近 80% 持有这些精英学校的博士学位。即使是在那些不被视为精英的大学中,超过一半的教职人员也是在顶尖机构获得了最高学位。这种集中度并未随着时间而消退;事实上,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它变得更加强大。精英学校毕业生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这表明成为顶尖学者的路径正变得日益受到限制,仅限于那些就读于特定一系列大学的人。
这种模式在商业领域同样重复出现。当研究人员观察企业高管时发现,全球约 34% 的高管在本科阶段毕业于精英大学,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接近 43%。虽然这一数字低于学术界,但仍远高于这些学校在大学总数中所占的 2% 的份额。研究显示,这种优势不仅在于获得第一份工作,更在于职位的晋升。即便在研究人员控制了性别、行业以及职业起点等其他因素后,来自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在晋升至高管职位方面仍比其他学校的同行更快、更频繁。
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政府领域。无论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还是在非民主体制下,都有比例过高的资深官员和政治领导人毕业于精英大学。在美国,担任包括总统和参议员在内的高级公职人员中,近 41% 在本科阶段就读于精英学校。在中国,随着政治职级的提升,具有精英背景的高级官员比例也随之上升,在国家层面达到了 53% 以上。数据表明,这并非暂时的波动,而是一个维持了四十年的稳定结构。
研究人员非常谨慎地测试了这种优势是否仅仅是因为精英学校吸引了那些本身已具备天赋或财富的人。他们使用统计方法来比较背景、职业和起点相似的个体。即使在进行了这些调整后,拥有精英学位所带来的优势依然显著。无论其他资历如何,拥有顶尖大学学位的人在达到高级职位方面的可能性始终高于非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这表明,大学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信号,它开启了他人无法进入的大门,并且与这些学校相关的网络和资源提供了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累积性助力。
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涉及这些职位持有者的素质与伦理。人们可能会假设,如果精英学校选拔的是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那么他们的毕业生也应该是最讲求伦理和职业生涯最具可持续性的。研究通过观察三种负面结果测试了这一点:科学失范行为、政府腐败以及教职人员的过早死亡。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精英毕业生更容易涉及科学撤稿。关于政府腐败,研究指出,涉及腐败的官员中具有精英背景的比例与高级官员整体的比例大致相当,但明确指出数据并未包含所有面临风险的官员全集,因此无法确定教育背景是否与腐败风险相关。此外,研究发现,拥有精英博士学位的教职人员在猝死案例中出现的比例不成比例地高,这表明维持高地位职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能伴随着严重的个人代价。
这些发现表明,现代精英政治制度可能产生了一个隐藏的缺陷。高等教育的扩张虽然让更多人进入了竞争,但并未打开通往最顶端的闸门。相反,通往权力的路径正变得更加集中于极少数机构。研究结论指出,仅仅增加大学入学人数不足以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组织如何利用大学凭证来筛选候选人。如果公司和政府继续过度依赖学校声望作为判断能力的捷径,他们实际上是在允许一小部分大学垄断社会精英的产出。其结果是,尽管公平竞争的承诺依然存在,但最终的结果却日益取决于一个人在旅程开始时走过了哪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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