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would rather pay more than fly less: implications for aviation decarbonisation
一项多国随机对照试验显示,美国、瑞士和中国的航空乘客一致倾向于通过支付更高的票价而非减少飞行频率,这主要是由个人公平感而非群体层面的公平感所驱动,从而为需求抑制型脱碳政策带来了显著的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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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正变得飞机密布,随之而来的是对全球变暖日益增长的贡献。航空业是极难实现清洁转型的行业之一,因为用电力或氢气取代喷气燃料的技术在到本世纪中叶前尚未准备好大规模应用。为了实现气候目标,世界要么需要让飞行成本显著提高以资助更清洁的燃料,要么需要要求人们减少飞行。多年来,决策者一直基于一个充满希望的假设:即乘客愿意为更绿色的天空支付更高的票价,而不是放弃旅行。但这一想法从未在“单纯削减旅行次数”这一替代方案面前得到过严格的测试。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于人性与公平的问题。当面临“打开钱包”还是“收起行李箱”的选择时,人们究竟会如何选择?而谁来买单又是否重要?
来自瑞士、英国和德国的研究机构的一个团队试图通过直接询问数千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实验,共有3,454名来自美国、瑞士和中国的参与者。其目标是观察不同方式的脱碳成本分配,将如何影响人们对提高票价的意愿与对减少飞行次数的意愿。研究人员不仅仅是寻求简单的“是”或“否”;他们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场景,用于构建新的费用或新的飞行限制。一种方案是对所有人平等地征收固定费用。另一种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收费。第三种针对频繁飞行者收取更高费用。第四种则专门针对旅游飞行。他们还测试了反向情况:不是通过收钱,而是提出对个人可以进行的飞行次数进行限制,并采用了相同的四种逻辑模式。
结果显示,在三个国家中都存在一种清晰且一致的偏好。当面临选择时,人们明显更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而不是减少飞行次数。在一个衡量意愿的量表上,普通人表现出对支付更高票价的适度准备,但他们减少飞行次数的意愿则显著较低。无论政策如何构架,这种差距都同样存在。即使研究人员试图通过针对富人或最频繁的旅行者来使政策看起来更公平,公众对于削减旅行的积极性也并未提高。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设计能够通过限制飞行次数来提高公众改变行为的意愿,使其高于“不做任何事”的基准水平。
研究还揭示了一个驱动这些决策的惊人因素。在许多其他气候政策领域,人们通常非常在意负担是否在整个社会中得到了公平分配。然而,在这里,最强大的因素是“个人公平”。人们更关心政策如何影响他们个人,而非如何影响群体。如果一项计划看起来会增加个人的成本,他们就会拒绝它,即便这项计划对大家整体而言是公平的。例如,频繁飞行者和商务旅行者强烈反对直接针对他们的政策,如基于收入的费用或飞行次数限制。他们更倾向于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费用,从而分散成本。相反,那些飞行较少或不飞行的人则更支持针对频繁飞行者的政策。
研究人员发现,唯一愿意打破这种自利模式的群体是那些对气候有深刻个人关注的人。这些人的减少飞行的基准意愿较高,且不受特定政策设计的影响。然而,即使对于这一群体,政策的构架方式也不会显著改变其行为。研究表明,虽然人们普遍抵制减少飞行,但他们对支付更多费用却表现出惊人的开放态度,前提是成本是统一分摊的。这一发现挑战了“复杂的针对性税收或严格的飞行配额是获得公众支持以削减航空排放的最佳途径”这一观点。相反,实现政治可行性的路径可能在于更简单的、统一的价格上涨,从而让市场吸收清洁燃料的成本,而不是试图强制减少人们的出行次数。
该实验旨在尽可能模拟现实,但不构成真实的强制指令。参与者被展示了假设的情景,让他们想象自己面临新的机票费用或新的旅行限制。随后,他们被要求评价该计划对个人及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否公平,并最终评估其接受程度。研究人员控制了收入、飞行频率以及对环境的普遍关注度等变量。他们发现,原籍国对结果影响极小;美国、瑞士和中国的偏好表现得非常相似。唯一的例外是,在改变行为的基向意愿方面存在微小差异,美国受访者表现出比另外两个国家稍高的减少飞行的开放度,但整体模式保持不变。
这项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它排除了哪些可能性。研究人员测试了“让政策在群体层面显得更‘公平’”是否会增加人们接受它的意愿。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一项政策在整体社会层面被视为非常公平,但让个人感到不公,那么它并不能提高人们减少飞行的意愿。这与气候政策中一种常见的信念相矛盾,即强调集体正义可以克服个人阻力。研究还发现,政策所能节省的具体排放量并不会改变人们的想法。无论一项计划承诺减少15%还是45%的排放,人们对支付或减少飞行的意愿基本保持不变。这表明,对政策本身的感性与实际反应,比环境效益的技术细节更为重要。
这对航空业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业界和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究竟应该侧重于供给侧解决方案(如制造更清洁的燃料),还是需求侧解决方案(如要求人们减少飞行)。这项研究表明,试图通过严格限制或针对性税收来强制减少需求,很可能会面临强烈的公众抵制。人们只想继续飞行并为此付钱。目前看来,最具政治可行性的路径是建立一种系统,将脱碳成本加入到每个人的票价中,而不是试图限制特定人群的飞行次数。虽然这种方法可能无法让所有人满意,特别是那些频繁飞行的人,但它符合公众的实际偏好。它提供了一种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转型提供资金的方法,而不会因要求人们放弃旅行计划而引发抵触情绪。
这项研究并不声称这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而只是认为这是人们最可能接受的一种。研究人员指出,虽然人们愿意支付更多,但这种意愿并非无限的,且受到“个人公平感”的驱动。如果一项政策让人们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即使是很小的成本增加也可能成为破裂的导火索。此外,研究承认,尽管人们在调查中表示愿意支付更多,但在现实世界的行为可能会有所不同。人们可能会说他们接受更高的价格,但当账单寄达时,他们可能会选择留在家里。然而,由于结果在三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一致性,这种“宁愿付钱也不愿减少飞行”的偏好是一种稳健的人类倾向,而非仅仅是局部现象。
最终,这项研究描绘了一幅公众对航空业持务实而非理想主义态度的图景。他们理解天空需要变得更清洁,但还没准备好通过牺牲流动性来实现这一点。他们愿意做出财务贡献,但希望规则简单且一视同仁。对于决策者而言,信息很明确:如果目标是在不失去公众支持的情况下实现航空脱碳,那么策略应侧重于让飞行的成本反映其环境影响,而不是试图限制飞行次数。通往更绿色天空的路径可能不在于减少行程,而在于一个更公平的价格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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