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arginal Cost of Public Funds in Morocco: An Estimation Using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本研究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估算了摩洛哥的公共资金边际成本，发现直接税是最有效的财政工具——尤其是当其与使成本降至单位以下的一次性转移支付相结合时——而进口税和消费税无论收入用途如何，在经济上都具有高昂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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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府都需要资金来修建道路、资助学校以及维持医院运转。为了获得这些资金，国家向个人和企业征收税款。但从经济中抽走资金并非一个中性的行为；它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当一项税收增加时，它可能会降低工作的吸引力，使储蓄变得不再诱人，或者让某些商品变得过于昂贵而难以购买。这些变化产生了一种隐藏的成本，一种减缓经济运行并降低社会整体福祉的“摩擦”。经济学家称之为“公共资金的边际成本”。它是衡量每当政府收集一个单位的货币时，经济体感受到的额外痛苦程度的指标。如果该成本很高，意味着这项税收造成了大量的无谓损失。如果成本很低，则说明该税收相对高效。理解这一成本对于任何试图在不压垮公民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都至关重要，然而，测量这一成本需要深入洞察金钱、劳动力和商品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致力于专门为摩洛哥绘制这种隐藏成本的图谱。他们想知道哪些税收对经济的伤害最大，以及哪些税收的破坏性最小。为此，他们构建了一个详细的数字模型——摩洛科经济的数字模型，这是一个模拟真实的人和公司在价格变化时如何做出反应的虚拟仿真系统。这个被称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模型，使他们能够测试如果政府微幅提高不同类型税收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考察了五种特定的情景：增加对个人所得和企业利润的税收、提高工业生产税、增加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日常消费税，以及最后，同时提高所有这些税收。对于每种情景，他们都运行了两次不同的模拟。在第一种模拟中，他们假设政府只是简单地将额外收集到的资金进行储蓄。在第二种模拟中，他们假设政府将这笔额外的资金直接作为一笔总额支付返还给民众。第二步至关重要，因为它测试了将资金直接返还给家庭是否可以抵消税收最初造成的痛苦。
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税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当额外资金被政府留存时，效率最高的税种是对直接收入和企业利润征收的税。对于每增加一个迪拉姆的收入，经济的总成本为1.44迪拉姆。这意味着，由于税收产生的扭曲效应，社会每损失一个单位的收入，实际上额外损失了0.44个单位的福利。相比之下，针对进口商品的税收则是最为昂贵的。对于每从进口关税中收取的一个迪拉姆，经济遭受的成本为3.16迪拉姆。这种高成本发生的原因在于，即使进口必需品变得更加昂贵，人们往往也无法轻易停止购买这些商品，因此税收表现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却未能引发行为上的改变，从而导致了巨大的福祉损失。生产税和消费税的成本则处于中间水平，分别为1.97和1.805迪拉姆。
然而，当研究人员假设政府将钱返还给民众时，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额外的税收收入作为直接转移支付交给家庭时，几乎所有税种的征收成本都显著下降。直接所得税变得如此高效，以至于其成本降至每收集一个迪拉姆仅产生0.62迪拉姆的成本。这是一个卓越的发现，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对收入征税并立即将这笔钱返还给民众，该系统对社会的成本实际上比一个完美的、中性的税收还要低。生产税的成本也降至0.99，仅略低于开始损害经济的阈值。甚至连昂贵的进口税也看到了成本下降，从3.16降至2.31，尽管它仍然是最昂贵的选项。消费税也变得更便宜了，降至1.15，但仍高于被视为无经济损害的水平。
研究人员还通过改变模型中的假设来测试这些发现的稳健性。他们询问，如果人们在国产商品与外国商品之间切换的意愿发生变化，或者资本无法在行业间自由流动，会发生什么。他们发现，税收的排名基本保持不变：直接税仍然是最便宜的，而进口税仍然是最昂贵的，无论这些假设如何变化。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如果该国允许其货币汇率自由浮动而非保持固定，那么进口税的成本会大幅下降，使其变得比消费税更便宜。这表明，进口税的高成本部分源于该国管理货币的方式。研究还证实，政府如何使用这笔钱是影响结果的最重要因素。决定是将资金用于储蓄还是返还给民众，对结果的影响比模型中的几乎任何其他假设都要大。
最终，这项研究为摩洛哥的税收政策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它建议该国应优先考虑对收入和利润征税，特别是当这些税收与向家庭返还收入的计划相结合时。这种组合不仅能筹集资金，而且能以最小的经济痛苦来实现。研究警告不要过度依赖进口税（目前成本非常高），并建议对消费税保持谨慎，因为即便在返还资金后，消费税依然较为昂贵。核心启示是，税收改革不能仅凭税率本身来判断；必须根据政府随后如何处理这笔钱来进行判断。通过将税收收入的使用视为设计的核心部分，而非事后的补充，决策者可以将一种潜在的破坏性税收转变为一种能够真正提升国民福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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