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racy, Radical Right Populism and Climate Policy
本研究分析了来自60个国家的数据，揭示了虽然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通常会削弱混合政体中的气候政策，但在巩固型民主国家中，其影响会被减轻（除非存在高腐败），而物质层面的气候脆弱性即使在混合政体系统中也能限制此类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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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要求采取既大胆又持久的行动，然而通往此类行动的道路往往被政治的本质所阻碍。良好的气候政策需要着眼于长远的未来，即在今日投入资金，以获取数十年后才可能显现的收益。这种长远视角与选举的短期节奏相冲突，在选举中，领导人往往容易受到诱惑，优先考虑眼前利益而非长远的风险。使这一局面更加复杂的是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这些政治团体经常将气候行动框架化为一个由遥远的精英阶层强加的项目，认为这损害了普通公民的利益和国家主权。随着这些政党赢得选票，一个紧迫的问题出现了：它们的选举成功是否必然导致气候法律的削弱，还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结构可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致力于通过观察不同类型的政府如何应对来自民粹主义运动的压力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收集了来自六大洲、60个国家的数据，时间跨度从2007年到2023年。这一时期代表了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并且包含了广泛的政治体制，从稳定的民主制度到介于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混合政体。研究人员测量了三个主要指标：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多少支持、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有多强，以及该国民主制度的质量。他们还研究了两个可能改变结果的具体条件：政府的腐败程度以及一个国家对洪水、干旱和热浪等物理气候危险的暴露程度。
研究发现，民粹主义政党带来的威胁在不同地方并不相同。在稳定且巩固的民主国家，强力民粹主义运动的存在并不会自动导致气候政策的削弱。在这些国家，政府机构——如独立的法院、专业的官僚体系和法律制衡机制——起到了盾牌的作用。它们防止了短期政治压力破坏长期的气候承诺。然而，这种保护并非绝对。研究人员发现，当政治腐败程度较高时，即使是巩固的民主国家也会失去抵御能力。在腐败的系统中，通常能阻挡民粹主义诉求的保障机制会失效，使得当选的民粹主义者能够像在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那样削弱气候法律。
情况在混合政体中有所不同，这类国家具有一些民主特征，但缺乏成熟民主制度的完整强度。在这些地方，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气候政策的衰退密切相关。由于缺乏强大的制度来约束他们，混合政体中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更容易成功地撤销环境保护措施。然而，即便是在这里，政治所能达到的影响也是有限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混合政体中，一个国家的物理气候脆弱性充当了政策倒退的刹车。当一个国家面临风暴、气温上升或水资源短缺等严重风险时，忽视问题的物质成本变得过于高昂。即使民粹主义政府想要放弃气候行动，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的直接威胁也会迫使他们维持某些政策。
该研究还通过具体案例说明了这些模式。在匈牙利和波兰，民主倒退正在发生，激进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上升与气候治理的削弱以及对国际气候目标的抵制相吻情。相比之下，荷兰和芬兰的民粹主义政党虽然赢得了选票，但得益于具有韧性的民主制度，其气候政策仍在不断加强。研究人员指出，巴西尽管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一个民粹主义领导人统治下，其气候保护措施崩溃了，作者将其归因于高水平的腐败破坏了制度的完整性。相反，美国在经历民主衰退和民粹主义上升后，其气候政策最终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实现了反弹，作者认为这种转变符合“高气候暴露程度可以约束政府持续进行政策收缩”的观点。
最终，研究表明，气候政策的命运与其较少取决于掌权者的意识形态，而更多取决于其运作之下的系统质量。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护盾；它必须有廉洁、诚实的制度作为支撑才能发挥作用。同样，气候变化的物理现实可以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即使政府的政治偏好倾向于不作为。研究结论认为，民粹主义与气候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条件的。这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总是获胜”的简单故事，而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其中强大的制度和现实世界的危险决定了气候行动能否在政治风暴中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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